要访问梁晓声不容易。你几乎不能掌握他的行踪，教书、写作之外，各种社会活动缠身，很难找。我前后打了好多次电话，都无人接听。显然梁晓声是一个大忙人。
在我的锲而不舍下，一个晚上终于他接听到了我的电话。和我以前听他的讲座一样，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像女性，声音低而且慢，同时又很有分寸感。也许对于陌生人，他有一种警惕，一开始不免就要问清楚我的来历，当听说我叫蔡诚时，他说很有印象，但又仿佛想不起来了。我告诉他那是二年前在你的一次签名售书上，我交给你一篇散文稿子，没想到你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没多久你连同你的那封热情的推荐信一同交给南方一家大报发表了。“哟，是的，是的，是有这么一回事，你就是那个蔡诚吗？！”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不得不说的母亲
每个成功者都爱提及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正是小时候开始的点点滴滴奠定了他们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梁晓声也不例外，他跟我聊起的第一个话题是小时候读小人书的往事。
梁晓声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和国的同龄人。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常年在外到处奔走，这使得梁晓声从小就对父亲的印象比较淡漠，只知道除了干活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沉默寡言的人，母亲是一个手艺不错的裁缝，而且还会讲许多的故事。母亲没事的时候，总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吸引梁晓声兄妹五个围绕在她身边，好让他们不到外面去疯玩。梁晓声解释说，那时候大街上乱，而男孩又都好动，母亲怕他们在外面生于什么事非来。母亲是家里权威。
梁晓声到现在还记得母亲给他讲过“天仙配”“牛郎织女” “济公传”“包公传”等民间及历史故事。母亲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的，更主要的是想通过故事来教孩子们怎样做人。
回忆自己的母亲，梁晓声充满着深深的感情。
“我母亲家里还是有一点家学渊缘的，外公是教书先生，从小就教母亲认一些字，读一些书，还教母亲怎样做人。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思想下长大的。母亲不仅把她要强、硬朗的性格传给我，还把她做人就要做一个有同情心的，孝道的，善良的，正直、正派的人的思想传给了我。”
梁晓声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都经历过有许多老师，但其中对自己起着决定影响的，莫过于母亲，她才是真正进入我们生命深处的老师。母亲教育是生命教育。
那时梁晓声家里孩子多，经济又很困难，但母亲还是力尽所能地创造条件，让几个孩子多读书。小人书是母亲之外梁晓声的又一个启蒙读物。小人书铺是梁晓声最为喜爱的“三味书屋”，它陪伴梁晓声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墙上的“处女作”
那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直接摧生了梁晓声心灵深处那颗敏感文学种子。是“小人书”让梁晓声表现出了对文学的兴趣。
小时候的梁晓声就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每看完一本“小人书”，都要把书里的故事转述给同学们听，有的故事自己记不太清楚也不要紧，就充分发挥想象力，给主人公添油加醋。小孩子们都爱听离奇的故事，他们听得入迷，以后有事没事都爱围在梁晓声的周围。
小学四年级时，梁晓声加入到学校的“记者小组”。做“小记者”就得要写点“小报道”，否则在这个岗位上无法“立足”。看到其它的“小记者”们跃跃一试，梁晓声也开始了他写作的萌芽。
写作文是一件让许多中小学生都感到头疼的事。梁晓声也不例外，下笔时他也不知道到底该写些什么。写别人写过的“小人书”里的故事，梁晓声觉得不过瘾；写头脑中乱七八糟的想象的故事，又觉得很零碎，不好组织。梁晓声陷入了困惑中。
一次偶然，梁晓声读到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故事中小女孩的命运一下子摄住了他，让他茅塞顿开。“我从小就是生活在哈尔滨最穷困的大杂院里，我身边生活着的也就是一些小人物，他们虽然贫困，生活得很不容易，但他们善良具有传统的美德，这同样也值得尊敬。那时我就猛然想到写写身边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不是很好吗？”
就这样，梁晓声小心翼翼地交上了一篇《邻居大哥》的习作，没想到很快得到了老师的好评，而且还被一位写得一手好字的同学工工整整地抄到了电影院张贴广告的黑板上。梁晓声的处女作就是这样被发表的。
“那个时候，学校没有校报，也没有发表学生作品的地方，好的作文老师都是拿到哈尔滨红少年电影院的广告黑板上发表的，那时人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每次看电影都是人山人海，我的作文贴到广告上当然有许多人看，在当地的影响不亚于发表在一份公开的报刊上，正是在那样一种刺激下，我开始了我的作家梦。” 梁晓声如是说。
名著里的思想
在我有过交往的作家中，当谈及他们的成长，没有一个作家不提到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广泛阅读文学经典名著，是任何一个作家青少年时代的“通病”。说到自己的读书经历，梁晓声自然也会谈及影响了自己的那些文学名著。
梁晓声属于“老三届”（1966～1968年高中和初中的毕业生）。对那一代的青少年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书荒时代”，除了铺天盖地的“红宝书”之外，能见到的其它可供阅读的书籍很少很少，读中外文学名著就更是一种奢侈了。其实也不是没有好书，只是都被“封藏”了。学校的图书馆“上锁了”，许多书店将好书转移到“地下”关门大吉。
对那个时代的阅读记忆，梁晓声印象很深。“那时候确实找不到什么好书，但大家也常常在一起讨论有关书的事情。我哥哥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常常会带许多爱好文学的同学到家里来讨论问题，我无事可做，也常和他们混在一起，这样也就知道了许多好书的消息，比如《复活》《猎人笔记》《热爱生命》《悲惨世界》等等。知道了那么多好书的消息，以后我就有意识地注意收集，费尽心机还真是找到了不少，到我上初中毕业时，这些书我好多都看过了，阅读名著确实很有意思，书里的故事和故事背后的思想能一下子打动你。”
就不免说起时下的阅读，梁晓声认为，现在可供青少年选择的图书太多了，这就要有选择的能力，眼睛就要像长了钩子一样，能一下子辨别哪些书是好书，哪些书应该认真地读，否则会走许多弯路，甚至是斜路。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往往会影响终生，受益终生。这对梁晓声来说，就直接表现在他以后写作的那种平民意识的视角，那种是非分明道义感，那种抚慰底层小人物的同情心，那种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阅读决定了写作。
梁晓声的写作是从写身边的小人物开始起步的，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这条道路上，他不自觉的走到了今天。
大学里的“严肃教授”
写作成就了梁晓声。正是得益于那种坚持不辍的写作成绩，梁晓声初中毕业后即当了一年编外老师、后又参军做了一名专业“报道员”，“上山下乡”后又被保送到上海“复旦大学”深造。之后扎根北京，先是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做编剧，而后调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做教授。经过了太多的人生沉浮，今天的梁晓声依然保持了少年时代的那颗心灵，那种底色——作为平民的心灵和底色。
可是作为平民的梁晓声，就是缺少一张热情的笑脸。这点我有点奇怪，在我们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我没有见到他笑过，甚至说到童年趣事时，他的幽默也隐藏得很深。无疑梁晓声是一个严肃的人。就是在生活中，你也很少看到他开心地大笑过。
也许是现实中的许多事情，让梁晓声无法轻松。
梁晓声告诉我，他无论是以前做中小学的老师，还是今天做大学老师，都觉得师生关系应类似恋爱，务须投入感情，务须有责任感，否则你当不了一位好老师。作为一个老师，你有责任去教授有利于学生升学、考研、择业这些东西，这是任何一个老师必须要做好的，可现实是许多老师做不好，让人忧虑。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应试教育的不归路，现在的学生压力很大，很少有时间读书，娱乐，更谈不上人文素质的培养，而这些更需要老师去引导，去关心……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老师，梁晓声这几年的从教经历让他感到无限疲惫。记者看到在他的书桌上，有他还未改完的学生的作业、论文，上面圈圈点点，批改得极其细致、认真。“做老师有一个坏处，就是好像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有时我真是想写作，可就是抽不出整块的时间来，我发现写作就和烟瘾一样，是很戒掉的，现在我真想着早一点退休，好好在家一门心思写作。” 梁晓声依然一脸的严肃。
访问结束后，我想请梁晓声为自己写几句话。他说太突然，让他想想。在他默想的十来分钟里，我环视了一下他的居室。居室很简朴，除了墙壁上挂着几幅艺术画外，我看不出任何一点大作家居室的样子来，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书房，也没有电脑。他的写作全在一块一头用些纸片垫高了的长方形的木板上进行。这显然是因为他病得不轻的颈椎病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