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饿了，妈妈咋还不回来啊？哥哥姐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那时我大约三岁，妈妈说我自小就不爱哭 ，也不好跟路。我常常独自站在寒风里，等母亲拾柴回家。
因为我最小，因为母亲生下我才二十天，父亲就撇下我们姊妹五个离开人世了。一家六口只靠妈妈一人劳作，家境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也许是因为没饱饭吃，三岁的我，还不时的要叮母亲几口奶，那时母亲才三十四岁啊。
听母亲说，没入社前家里有十多亩洼地，还有两头牛，虽说辛苦，家里还能吃上饭。后来入社了，家里就每况愈下，日不饱夕了。牛被充公那晚，听说父亲抱着牛哭了半夜。母亲说父亲怕养活不了我们，常常善感多愁，唉声叹气，常常把头埋在怀里叫头痛。在我才生下来十来天，父亲就劝我母亲:“把他给人吧，孩子这么多，不然也会饿死的。”母亲看着我哭了，“要饿都会饿死的 ，怎么就多他一个？”十天后，父亲要到姥姥家要点粮食，头痛得厉害，就在姥姥家一命归天了。
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年，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度过的，只记得母亲常早出晚归。三岁的我，还是一个人坐在那两间回门朝东的土屋外面。在屋山南头，有辆闲立的大车，我就在那车下，一个人玩着小石子，破碗叉。三岁的我便记得常常和姐姐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割野菜。吃饭时，我会跟着母亲去生产队的大食堂里打饭，一家六口人，只分给半小罐极薄的稀饭和几个黑黑的窝窝头，路上我盯着要吃，母亲总是告诉我，等回家一起吃，然而到家后，我总是没吃到。现在我猜测，一定是我还能吃妈妈几口奶，那几个黑窝头，一定是省给哥哥姐姐们吃了。
后来家境更是艰难了，我的大哥被送到离家十里外的外祖母那里供养上学了，我的二哥在本镇就读。母亲像男人一样，去远处扒河，铺路，艰难的去苦那一毛五分钱一天的工份，在农闲的`春天里，我也常常和母亲一起去刨草。
我是常枕着母亲胳臂睡着的。那天夜里，我不知母亲为何不带我睡了，半夜被母亲的哭声惊醒：“老天爷啊！你就眼睁睁的叫我们娘几个活活的饿死吗？！”那哭声至今时时还在我的耳边缠绕。听哥哥说，那夜母亲准备好了上吊的绳索，在屋里哭了半夜，不时的转悠着，看看我们这个，又看看那个，就是没有舍得挂上那条绳索。不几天姥姥又送来了一小笆斗粮食（大约十斤左右），还帮咱家重新修建了锅灶，我们家又有稀饭喝了。可是，不几天，那极薄的稀饭又喝完了。记得那是个快过新年的雪夜，母亲带着辍学的二哥，去离家很远的安徽合肥讨饭了，家里只剩下三哥，姐姐和我。我们在家天天煮着水草，树叶，那是一锅又黑又苦的黑汤。在大年三十的中午，哥哥姐姐大口的吃着野菜树叶，却不让我吃。原来姐姐是根据母亲临走时的嘱托，不让我受屈，把家里救济来的那几碗小米，每顿饭用纱布袋装一把小米，单独放在野菜汤里煮，那便是我独享的佳肴了。过年后的一个月，母亲会叫跟他一起讨饭的人，带回来几斤省下的碎饼头，我们三个在家又都可吃上真正的粮食了。那时到处可以听到饿死人的消息，到四五月份，青黄不接，麦子刚刚成熟，自留地的那点大麦，小麦，汞麦，不久就被捋光了。记得母亲自那一夜痛哭后，好像坚强沉默了许多。我常常看着母亲在煤油灯下飞梭走线，像仙女穿花似的织着包网（妇女包发髻用的纱网），每夜可织七至十个，不几天就可街上叫卖了。那织着粉红花边的包网，一串串，一都都的，十分好看，或拎在手中，或挑在小棍上，卖得的那几块钱，便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收入了。
听母亲说，在父亲去世后的次年春天，当母亲脱下我穿了一冬的棉衣时，母亲又哭了，发现我的脚趾，手指，全都都冻烂了，连那最宝贵的东西也冻破了，母亲心疼的念叨着：“儿啊，不知你为啥夜里常哭啊？我只知每天一早一晚喂你一遍奶，妈妈只知忙去干活，咋就没时间打开看你一眼呢？”
我们越来越大了，吃的也越来越多，母亲更愁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肉活活的挨饿，于是母亲想起了父亲生前的交代，那也是母亲的无奈之举了。记得那天一大早，母亲让我吃了一顿饱饭，饭后衔着泪对我说：“孩子，我带你赶街去。”我高兴了，不知母亲带我去干什，只记得被母亲驼了一阵，我又下来走了一阵。在街头的一颗大树下，母亲慢慢把我放下来，又流着泪告诉我：“孩子，就在这儿等着，别乱跑，妈妈去买东西，马上会回来。”我不知自己当时是呆傻还是真的爱听母亲的话，就在那棵树下久久的等待着。站够了，就蹲着，蹲够了，再站着。就这样，等啊等啊，直到太阳偏西还是没见母亲回来。后来才知，母亲怕我被饿死，狠下心来不要我了，希望能有好人家把我带去养活，可是在那个人吃人的岁月，家家都自身难保，谁还敢再要孩子啊。直到太阳快要落山了，我在那里还是不动。饿了，哭了，直叫妈妈。天要黑时，一定是母亲心疼难舍，竟然又把我抱回家了，还特给我买了三分钱一只的铅笔，我不哭了，高兴极了。这件事，在我长大以后，母亲还偶尔提起，说着说着就会又痛心的流下泪来。
在我五岁那年，得了一场莫名的病，不吃不喝，就是消瘦，迷睡。母亲背着我跑遍了附近好多医院，就是治不好。母亲心疼的对我说：“孩儿啊，难道你就没治了？你只要还有一口气，妈妈就不能放弃你啊！”于是在那个及其寒冷的雪夜，母亲顶着凌烈的北风，背着我大胆的出发了。那是一条去往县城的山路，高高低低，整整九十里的路程啊。还是大地方医生精明，一瓶盐水输完后，医生告诉我母亲：“大嫂，回家吧，你儿子的病治好了！”母亲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就要给医生跪下，医生连忙对母亲说：“大嫂，不用谢，这个病好简单，就是由于饥饿造成的肠道干塞啊，只是一般没经验的人很难把病因找到。”听母亲说，自那以后，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就再也没得过大病。
记得在我七岁时，母亲在那样家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及时送我去学校上学读书了。不知什么原因，我是十分的爱上学，虽然困苦，常饿着肚子，每天走读要来回跑三十里的路程，小学，初中，高中，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又靠一手好字和良好的品行留校任教。在校边教学，边自学，第二年便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那各种奖状把家中的土墙壁都贴满了。母亲常常高兴的说：“没想到，我这后半生，倒享了最可怜的小儿子的福了。”
此刻，我虽已年近半百了，还常常和小伙子们驰骋球场，快乐的战斗在教育的第一线。 然而，最让我不能忘记的，还是母亲常常教我的那首歌谣：“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娘在草颗了，媳妇在被窝了。老娘想吃苏北梨，天天不逢苏北集，媳妇要吃苏北梨，天天都逢苏北集。”母亲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了，可每当我想起这首歌谣，不知为何，竟情不自禁的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