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按：2019年夏天，我陆陆续续写过几篇散文，因为都和青城公园有关，总题作《青城公园札记》，投稿给了《草原》。庚子春节前几天，不意收到了2020年第2期《草原》杂志样刊。感谢《草原》编辑之慷慨，四篇散文合起来***万余字，一期刊发，激动之余，在微信朋友圈晒了照片，有朋友当即表示愿意读，我说那好，等我有空编好再看吧！不想春节期间，武汉疫肺炎情蔓延，在家编稿的同时，自己用这个平台编辑发出，一者为了满足她的这个愿望，二来也可以就教于一些同好，卡夫不卡期待大家的赏读或批评。
我们的尚老头儿
诗人贾漫爱下象棋，一次正在聚精会神与一人对局，开局不久，一着不慎先丢了一马，在一旁观棋的冯苓植先生戏言道：“棋王有难，这局情况不妙，看来是要输了”。贾漫先生一边沉思，一边回道：“你净说风凉话”。后来果然溃败如山倒，那局棋贾先生惨败，不过后来谨慎连扳两局，脸上才露出踌躇满志的神色。和贾漫先生对局者，就是我们的尚老头儿——尚静波先生。
尚老头儿倔强的头发，很有些文人的风范，惜门牙只剩一枚，说话不免走风漏气，但奇怪他依然咬字清晰，似乎有几丝京腔的味道，可能和生于京东宝坻有关。他是我来呼和浩特市文联最早接触的作家之一，特别风趣，经常能逗得我们开怀大笑。老头儿勤勉务实，退而不休，又被返聘回文联，主持《呼和浩特文艺》的编辑工作。早上我俩来得最早，老头儿的办公室在走廊最里面，进去逼仄的走廊需要下四级台阶。他往往先假咳一声，声控灯这时就亮了，由于眼神不济，需以一手扶墙，一脚探下台阶，长时间的摩挲，墙上都留下了一道黑黝黝的印记。
从我到文联工作以来，老头儿每天上班就特别准时，几乎风雨无阻。早早进入他那个“烟熏火燎”的小屋，开始写作。小说似乎搁笔了，可能是回忆性的散文吧。因为之前听他说，青城的文坛掌故他心里埋藏着不少，我真是期待着有一天能读到他写的这些故事呢。
文联，特别是杂志社的工作性质决定时常有人来访，早上坐定没一会儿，就有客人陆续来了，往往一个上午，眨眼就过去了。不知道他是否害怕这种熟人的打扰，但那个小屋里，照例是烟雾缭绕，常常有笑声传出来。不过在他脚伤之后复出，烟抽的似乎很少了，冬日里上午没人打扰的时候，他就从小屋里踱出来，伸个懒腰，搓一搓冻得冰凉的手，更多时候则是走进我们办公室，聊聊时下之事，开开玩笑逗逗闷子，给我们驱散了许多无聊。
由于近水楼台之便，我听他讲过许多有关青城作家的事。特殊的生活经历造就了特别的故事，如果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倒不如说他们找到了对付无聊生活的方式。他常和我说起与王树田下围棋的故事，一次在新城宾馆开会，夜里不知鏖战了多长时间，直到后来天快亮时，两人满地找烟头儿抽，说起来哈哈大笑。他们一起出差，往往随身就带着围棋，到达目的地，或者半路车坏了，都要抽空鏖兵。关于收藏家王树田用胶布粘裤子，诗人张植祥掉落在煤堆里的裤衩，自己贴身衣服上的红布葫芦，都有特别有趣的故事。他们都是特别专注执着的人，不大拘于日常小节，颇有些魏晋名士的风范。尤其是藏书家王树田先生，关于他养猫的故事就值得专文记述了。他讲和王树田去北京拜会汪曾祺，汪老当时正在流鼻血。说话之间他还用手比划汪老一手用棉花捂着鼻子，一手开门儿的样子，这个动作让我感觉像看到了那时的情景。老头儿年轻时交游广泛，天南地北认识不少人，其中不乏名人大家，他和其中许多人还保持着某种联系，这已成为他生活中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了，每次说起来脸上都洋溢着微笑。
“老绥元烧麦”在青城是很有名的，那五个字写得都向上翘起，显得活泼而富有特色，尤其绥字那个绞丝旁，活像一个个刚出笼的烧麦，据说出自书法大家孙卓章的手笔。孙卓章曾经给他写过一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条幅，还有作家玛拉沁夫、李准、赵大年及当时的青年作家阿来、马未都等名家的字，现在应该是很珍贵了，可惜后来因为搬了几次家，不知怎么找不见了，就连李国文写得像印刷体字的信，也不知藏在哪里了。
尚先生在呼和浩特郊区甲兰板村当过知青。那时闲暇无事，涉猎广博，读了许多外国小说。他说那时候常常是一晚上看一部，我惊异于他看书的速度，他说那都是被逼无奈，必须严守君子之诺，第二天要还的，或者与他人交换。当时苏俄文学的影响太大了，作家们大多受此影响，玛拉沁夫写出的《茫茫的草原》，据说就是受《静静的顿河》影响。还有艾特玛托夫，这是我偶尔提及的，他告诉我说白雪林、张作寒的小说中都有艾特玛托夫的影子。
除了交游广泛，他爱好也特别广泛，踢足球、游泳、滑冰，样样都是佼佼者，正是由于热爱体育锻炼，练就了一副结实的身板。尚老头儿年轻时以小说和报告文学知名，写作速度很快，长篇报告文学《女囚纪事》只用了一个多星期就写出来了。他写东西出手很高，所写小说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及各类文集选载，当年在文坛也是很有名气的。
尚老头爱书，我也爱书，所以我们也算是书友了。每次从网上购邮回来，必经尚老头儿过目，他时有赞叹，有时也不免露出艳羡的神色，说“嗯，这次买的这几本不错！”、“你的买书品味越来越高！”鼓励的话。有时他还托我从网上买书，书邮回来后，我说就当我送您了，他笑眯眯的一边说着“下次还让你买，但书款不能拖欠”，一边就把书款给了我。尽管看的书很有限了，但他买书的热情一点也不减。有一个书商正是瞅中了这个商机，经常过来推销。碍于面子，尚老头每次总要照顾他的生意，下班时提一兜子或一箱子回去。
除了“静气平心闲话憨斗二，波澜不惊描绘蓝太阳。（任贵先生联）”而外，作为编辑，他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老前辈。就拿编辑《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来说吧，将近百年的地方文学史，是他主编的。老头儿存有这个愿望已经多年，在编辑《文学史》过程中，我们的情谊渐浓。尚先生一次和我说起过编辑《文学史》的想法：“限于能力和水平，虽然不见得我们能编出一部既有资料性又富学术性的地方文学史，但我们要勾勒出呼和浩特百年的文学轮廓，后人如果再来研究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这是一本绕不开的书。我想这样，咱们编辑《文学史》的目的就达到了。”编辑一部理想的文学史，终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经历了那一堆堆纷繁杂乱的资料，逐渐条分缕析，成为厚重史册的过程。那么多人参与，那么多作家不计报酬，完全是凭着满腔热情，早起晚归，只为了青城自己的文学史。然而，这是很得益于尚先生的号召力的。他还期望编一套青城文化方面的丛书，可是前几年《文学史》出版都遥遥无期，文化丛书的事儿就更不敢奢谈了。2017年底，《文学史》终于出版了，2018年初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老头儿讲了几句话，当说到“我们为自己筑了一个巢，这个巢就是我们永久的家”时，哽咽不能自已，在座的很多师友们都深受感染。
后来在编辑《呼和浩特与中国电影》那本书时，他仍旧委我以重任，那三个月，确实是我工作最累、也是编辑工作受益最多的时候，后来他对我说：“通过编辑《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和《呼和浩特与中国电影》这两部书，你以后再编其他的书，就会轻松许多了。”确实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投缘，有时候可能只是多说了那么三言五语。他最近一次在电话中和我说：“文联有你在，依稀可以看到我的影子。”既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殷切的期望。为了园子里这段难忘的缘份，深夜里，困倦疲惫的我常常会振奋起精神来，想起在公园的小白楼里一起工作过的这个老头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