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于27日11时公布，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blog)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四部作品获此殊荣。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末三流的货色，特别是贾平凹的《秦腔》更是平庸。我以为。评委和读者们普遍对杨志军的《藏獒》、范稳的《水乳大地》、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三部作品比较看好，然而，这三部作品没有获奖。
早就听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背后暗箱操作和小圈子的倾向，今天看来，果然如此。茅盾文学奖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当代青年奉献出了《平凡的世界》。接下来，猫子耗子都能获得此奖，令人汗颜。这表明在如今奖项有些泛滥的年代，茅盾文学奖所谓的保持冷静的专业尺度和独立的文学个性标准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成了某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大餐。
首先看看茅盾文学奖终审评委，是怎样肉麻吹捧贾平凹的。第一位是“青年才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谢有顺。谢有顺的批评路子是典型的“聪明人”的路子，优点是艺术直觉敏锐，文风不虚假僵化，缺点是讨巧，缺乏深厚学理，更缺乏属于自己的批评思想，今天他谈“下半身批评”，明天他谈“神性写作”，后天他又谈“鲁迅”，大后天他又谈“钱穆”，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思考的，一点系统都没有。一个批评家没有属于自己独到的批评观，如何开展批评？谢有顺是贾平凹的密友，已经为圈子人所***知，平时，两人吹吹拍拍。贾平凹肉麻称赞谢有顺是“天才批评家”，谢有顺肉麻称赞贾平凹是“最好作家”。具体欣赏一下谢有顺是怎样吹捧贾平凹的，“《秦腔》是贾平凹近年来极为重要的写作飞跃，尤其是他对乡土中国变迁的精细刻写，以及对这种变迁的沉痛忧思，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为同类题材所难及。”“谁都知道，贾平凹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重要作家，但他在《秦腔》中一反过去用情节结构小说的写作路子，而是用琐碎的细节、语言来推动整个叙事，这是一种艺术的冒险，我很高兴，评委们用睿智的眼光，肯定了这种艺术冒险的重要价值。” 我以为，谢有顺有将他自己观点强加到别人的意思。
再看另外一位评委陈晓明说：“《秦腔》是一部非常宏大的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汉语文学写作的水平，是我个人十分重视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还是从乡土中国叙事的历史及其未来的面向来看，这部作品的力量都是独到的。” 陈大学者早在他的博客中撰文写到，中国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贾平凹和莫言。在谈到推荐贾平凹的理由的时候说，“贾平凹是一个大作家，且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莫言旗鼓相当。要说典型的本土或汉语言特色，贾首届一指。” 九十年代以降，批评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格式化、量化。个性是学术的灵魂，因强调学理而剿灭个性，此种批评，当然丧失批评精神。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快捷与活力，针砭时弊、披沙砾金、廓清迷雾、澄清是非、激浊扬清。作者敢于提出质疑和批评意见，直抒胸臆，一针见血，快人快语，观点鲜明，尖锐泼辣，以理服人，并且富有艺术素质具有很强的敏锐性和穿透力。优秀的批评文字应该有着丰富的内心，深邃的精神，直指灵魂的。当然，在我看来，哪怕是酷评，只要不是出于哗众取宠耸人视听的病态心理，也总比那些关系批评、人情批评、金钱批评好出许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陈晓明必须抛弃自己那套不死不活的学院式的批评，必须摒弃老是兜售概念术语的毛病，将自己的学术语言转化为易被读者接受的信息，通过媒体将其有效地传播出去。纵观陈晓明的文学批评，概念满天飞，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缺乏生命体验。在北大听了他的课程以后，让我对文学产生了厌恶情绪。严格来说，无论是谢有顺还是陈晓明都是操弄着老好人的批评，与真正的批评精神相距太远了。这是一种病，是批评的软骨病。写作的基本精神是爱，基本态度是同情，尤其是对底层人和陷入悲惨境地的不幸者的同情。这是判断伟大的文学的尺度，为什么这样的常识就不被尊重呢？
贾平凹的《秦腔》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读者自有自己的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像谢有顺和陈晓明吹捧的那样。首先，我觉得《秦腔》的语言十分糟糕。据说文学评论家白烨也读不下去,是硬着头皮读完的。李敬泽甚至要请一个陕西籍的朋友用西安话朗读,才能弄明白一些方言的意思。那么像我这样的安徽人，如何读懂呢？他那种半文半白类似于明清小说风格的语言，夹杂着陕西方言，是刻意为之的矫情文字。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在这点上，他不如路遥，路遥真诚而不造作。其次，在文化人格上，贾平凹身上有一种病态的精神因素，精神格局狭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个性使然。他提倡大散文写作，自己的散文却大都纤巧轻灵。他不是神秘文化的追随者，而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文人。他反复声明自己是个农民，实际上却是一个旧式文人。《秦腔》给我的感觉是整篇文章没有骨架，没有精神，零散，杂乱。感觉是很牵强地将商州农村的生活画面，粘在一起。人物杂乱。整篇文章出现的人物有上百个。又交代不清楚。让人看起来很费劲。加上主人公不清楚，人物形象苍白。白雪、夏风等人，让人觉得像张纸画一样，没有血肉。时间上的混乱，时代背景很牵强。尽管作品还是有生动独特的地方，但总体上说，实在粗糙。但是，批评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著名批评家李建军说过，贾平凹的《秦腔》他则并不看好，认为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之作”。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态度则更为悲观。贾平凹获茅盾文学奖，既是茅奖的悲哀也是陕西文学的悲哀。相比《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比起来，贾平凹的《秦腔》差得太远。
贾平凹的获奖，既是评委的耻辱，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耻辱，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耻辱。
下面我来谈谈对贾平凹的看法。
从当年的“贾平娃”到如今的“贾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现今的贾平凹已经成了一个陕西“文霸”，享受着一个作家的特殊荣耀，颇似《废都》里的庄之蝶。
贾平凹一直生活在类似西安那样幽闭和落后的封闭的空间里，有着农民身上的狡黠，却少了陕西作家身上的淳朴，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没有得到伸展，从小性压抑，到了青年时代，内向委琐，木讷自闭，拙于社交，见人害羞，极度内缩，对于两性关系充满神秘好奇，想入非非,毕竟对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说《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象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对待女性，他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丧失创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果然一落千丈。贾平凹缺乏农民身上的健康，勤劳，质朴，身上却有着一种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习旧气，娇情、脆弱、迂执、幽闭、柔弱，这难道是命运的吊诡吗？
贾平凹的失败，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做人的失败。很早我就读过陕西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迷》，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童年、求学、婚姻、创作和 获奖情况，在我看来，贾平凹做人上是彻底失败的，不过是一个勤奋高产的农民作家而已，与大作家注定无缘，不管他获得什么奖项，也不能摆脱这样平庸的命运。贾是农民，在他的自传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满了炫己的言辞，看不到他对苦难底层的认识，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苦难。客观地说，农村出来的很多孩子，是很有上进心的，肯吃苦，肯努力这是他的优点，但不得不说的是，性格上的很多缺陷，比如，很敏感，过度自尊，虚荣心和攀比心都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他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是当他一旦成名成家话，这就全都是可以值得发扬的优点了。贾平凹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为此，他充满着一个乡下人的自卑。他要进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林贤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贾平洼起先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忍受一切屈辱。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模仿的结果只是失败，他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自觉。这与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同。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 “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说贾平凹是一个“文化小农”，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抵触现代工业文明，早期作品都是讴歌田园风光，稍遇挫折，便怨天自抑，中期来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稍纵即逝，他的怀旧，他的自恋，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狭隘，他的粗鄙，他出身农民，却对这一阶层的艰辛和苦难缺乏疼痛的感觉，表面上也写一些平民，实际上不过是作秀而已，文字虚浮无骨，内容空洞无物，他崇尚道家，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名士，实际上丧失了根基，不过是一种对于传统的一相情愿而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对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优越感，其实都是农民意识，不是平民意识。后者是一种民主意识，有更大的容受力。农民意识是农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锢的土地所培育起来的一种品质和精神，它是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适应的。其中，保存了人类天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为别样的阶级所不曾具备的优秀的成分，但是，也明显存在着狭隘、保守、忍耐、卑贱的特点，而这也正是世代农民的悲剧所在。贾平凹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虚静村”、“上书房”，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这样的作家对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儿去了呢？贾平凹把农民的生活拿来把玩，真是一种残忍的审美。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痛苦，绝望、深渊、地狱，更无法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他极度匮乏一种存在的勇气，只能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痛不痒。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大江东去，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匮乏。文章的后面往往站着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性的灵魂。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欠缺，这种欠缺无法简单的修复。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男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不要说建立，他那里根本没有鲁迅笔下“无物之镇”的现代意识，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面对。在贾平凹那里，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鸣。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周作人前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怎能和他相比呢？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可惜，老贾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