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散文网 - 散文诗集 - 读书的艺术的杜成凡著

读书的艺术的杜成凡著

一、蔡元培谈读书

蔡元培( 1868-1940),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为进士,翰林院编修,后又赴德留学。曾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著有《蔡元培选集》等。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为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做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为民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动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它,我正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虽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自然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场合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到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呢?我因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动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二、吴晗谈读书

吴晗( 1909-1969),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曾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对明史的研究尤有成就。著有《朱元璋传》、《史事与人物》等。

经常有些青年人,也有些中年人,其中有学生、教师,也有编辑工作者等等,他们提出问题,怎样做才能读好书,作好学术研究工作?特别是当前各个高等学校学生都在奋发读书的气氛中,这个问题也就显得很突出。

要具体地谈各个学科、各个年级的学生该读什么书,或者研究什么题目,该读什么书,这是各个教研组和研究导师所应该答复的。这里只能谈一点基本的经验。

首先是方法问题,有老话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寻章摘句式的,读得很细心,钻研每一段,以至每一句,甚至为了一个字,有的经师写了多少万字的研究论文。其缺点是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拣了芝麻、绿豆却丢了西瓜,对所读书的主要观点、思想却忽略了。另—种是观其大意,不求甚解式的,这种人读书抓住了书里的主要东西,吸收了并丰富、提高了自己,但是不去作寻章摘句的工作。明朝人曾经对这两种方法作了很好的譬喻,说前一种人拥有一层子散钱,却缺少一根绳子把钱拴起来。后一种呢,恰好相反,县有一根绳子,缺少拴的钱。用现代的话说,这根绳子就是一条红线。这两种方法都有所偏,正确的方法是把两种统一起来,对个别的关键性的章节、词句要深入钻研,同时也必须领会书的大意,也就是主要的观点、立场,既要有数量极多的钱,也要有一条色彩鲜明的绳子。

在学习理论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实际,才能学得深,学得透。

其次是先后问题,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是先读基础的书呢,还是先读专业的书昵?例如学习中国历史,是先学好中国通史,还是先学断代史或专门史呢?有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冤枉路,把先后次序颠倒了,不善于读书。其实道理极简单,要修一所房子,不打好基础,这房子怎么盖呢?你能把高楼大厦建筑在沙滩上吗?因此,要读好书,必须先打好基础,读好了基础书,才能在这基础上作个别问题的钻研,基础要求广,钻研则要求深,广和深也是统一的,只有广了才能深,也只有深了才要求更广。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话是有道理的。有的书必须多读,特别是学习古典文学,那些范文最好是能够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除了多读之外,还得多抄,把重点、关键性的词句抄下来,时时翻阅,这样便可以记得牢靠,成为自己的东西了。多读多抄,这个“二多”是必须保证的。

第三是工具问题,认识了字并不等于完全了解这个那个名词的具体意义,有些专闩术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容易理解的。解决的方法是善于利用工具书,也以学习历史作例,不懂得使用《辞源》、历史人名辞典、历史地名辞典、历史地图、历史年表和历史目录学,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康庄大道上,也还是寸步难行的。

要多读书,用功读书,但是还得善于读书。 杜成凡,陕西子洲县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一九七〇年七月走上工作岗位,在榆林市、县党政机关就职36年,曾任榆林市体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现任榆林市体改研究会会长、榆林市决策咨询委员。兼任国家体改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发展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

2005年离岗,潜心读书、写作,做人文讲座。著有《阅读人生》、《品读生活》、《读书的学问》 (均为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读书的艺术》、《读书与思考》(均为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讲座有“关于做人的学问”、“关于生活的学问”、“构建和谐家庭的思考”、 “关于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于机关干部道德作风建设的思考”、“关于读书学习的几个问题”、“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关于精神财富的思考”。

读书思考之余,喜好弈棋、交友、旅行。 作 者: 杜成凡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总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责任编辑:雨 涵

封面设计:翟 竞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1/16

字 数: 143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中国文化出版社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出版机构,主要出版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经济管理类图书和书画、摄影作品集以及各类学术专著。该社前身是1936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华文化书局,1938年迁入香港,1955年更名为香港文化出版社,1982年定名为中国文化出版社。在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版了上万种图书,业务范围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文化出版社已成为一家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多元化文化出版机构。业务包括图书编辑出版、书刊代理发行、文化学术交流等。附属机构包括作家委员会、《水墨味》杂志社、《艺术典藏》编辑部、《中华翰墨》编辑部等。总社地址:中国·香港九龙弥敦道208-212号四海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