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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事迹和闻一多的事迹.

音乐家贝多芬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2.17.-1827.3.26.)

一七九二年,二十二岁的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从波恩来到维也纳,一直到他一八二七年逝世,他就从未离开过这座对音乐家特别有吸引力的城市。贝多芬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在这里创作的。他的九部交响曲全都在维也纳举行了首演式。一八零五年,他唯一的一部歌剧创作《费德里奥》也在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举行了首演。贝多芬被后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交响曲作家。他的《英雄交响曲》充满了激情。他的第九部交响曲取材於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如今已经成为欧盟的盟歌。

辉煌的创作并不能掩饰贝多芬多难的一生。一八零二年,贝多芬由於逐渐丧失听力,悲愤之余,写下了一封可能是给他兄弟的遗嘱。激情满腔的禀性迫使他频繁地搬家。他在维也纳市区北部有温泉的地方留下了几十处居所。但是温泉最终还是无法挽救他的失聪,一八一九年,贝多芬的听力彻底丧失了。一八二七年,人们在Waehringer Friedhof 魏林格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八八八年,贝多芬的遗骨被安放到维也纳中央陵园。

造访音乐家贝多芬

贝多芬晚年频繁迁居,虽然留下了众多的故居,但是很多故居未能作为展览馆向游客开放。贝多芬当年喜欢居住在名叫海里根施塔特 (Heiligenstadt)的地方,离市区很远,在市区的正北方。一八零二年,贝多芬居住这个城区,在这里创作了他第二部交响曲。同年十月,贝多芬在这里写下了《海里根施塔特遗嘱》,这是一封他写给两个兄弟的信,这封信并未寄出,如今仍然完好地被保存在这里。贝多芬的这处遗址如今被称作为「海里根施塔特遗嘱屋」,周二至周日向游客开放。

地址:Probusgasse 6, 1190 Wien

帕斯克瓦尔蒂楼房(Paqualitihaus)是贝多芬居住时间较长的一处住所。一八零四年至一八一五年间,贝多芬虽然数次离开这个居所,但是最后却又返回到此地。楼房的主人帕斯克瓦尔蒂是贝多芬的好朋友,每次贝多芬出走,他都吩咐佣人不要出租贝多芬的房间,因为“他总是会回来的”。在这里,贝多芬经历了创作的鼎盛期,他的第四、五、六部交响曲,第四钢琴协奏曲和歌剧《费德里奥》都是在这里创作的。

地址:Moelkerbastei 8, 1010 Wien

一八二七年,贝多芬去世时,众多的朋友和崇拜者前来吊唁。贝多芬被安葬在魏林格墓地(Waehringer Friedhof)。文学巨匠格里尔帕策曾经在悼词中说 “贝多芬把他的一切献给了众人,从他们那里却一无所获,於是他就远离了众人。”能够让贝多芬瞑目九泉的是,舒伯特一八二八年也被安葬在此,与他相伴。人们为了纪念舒伯特这位年轻的天才音乐家,在魏林格墓地的旁边修建了一座舒伯特花园(Schubertpark)。如今,这座魏林格大街上的舒伯特花园是众多游客流连的地方。

地址:W ringer Stra呈, 1180 Wien

一八八八年,两位音乐大师的棺木被一起移到中央陵园。如今,贝多芬被埋葬在中央陵园名人墓地32A的第29号墓穴中。

地址:Zentralfriedhof, Simmeringer Hauptstra呈 234, 1110 Wien

一八八零年,崇拜贝多芬的人们还为其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从此,这个地方更名为贝多芬广场。贝多芬塑像的周围围绕著九个小天使,象徵音乐大师不朽的九部交响曲。

地址:Beethovenplatz, 1010 Wien

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产党”。从此,他在***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