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惠州与儋州的三次贬谪，贯穿了苏轼的整个中晚年，也是我们研究苏轼时要关注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前的苏轼，虽然在京城里仕途不济，但在地方上还是大有作为、深受百姓爱戴的。因此贬谪之前的他虽已过不惑之年，却依然有着一股风流潇洒的“少年意气”。
而遭贬谪之后，经历过心灰意冷与颠沛流离的命途，苏轼开始深省并一步步蜕变，终于成了我们今人崇敬的那个“东坡居士”。同时，这三次贬谪对苏轼本人来说或许是一种不幸，但却是我国文化史之大幸。因为在此期间，苏轼写出了大量旷古烁今的文学作品。
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先独自住在一个名叫定惠院的小庙里，等待路上的家眷。当时他的心情很糟糕，有天晚上愁得连觉都睡不着，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但毕竟苏轼天性里有很强的“乐观因子”，再加上当地的徐太守是个惜才的人，久闻苏轼盛名，十分欣赏，因此他尽自己所能，好让苏轼的贬谪生活过得舒服点。于是苏轼后来在徐太守的帮助下，迁居林皋亭，并把自己住的房子叫作“雪堂”。他还在雪堂东边辟了一块田地，取名东坡，自此开始了陶渊明一般隐居务农的生活。东坡居士，自此“上线”。
黄州的生活，也把苏轼培养成了一位“美食家”，后人熟悉的东坡肉，也是在此期间创造出来的“特色菜”，他甚至为此写过一篇《猪肉颂》：“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在黄州时，苏东坡也参与过慈善事业。当年他所住的地区有溺死新生婴儿的野蛮习俗，只要养不起就会这么做。这令他十分痛心。他给当地的太守写信，痛贬杀婴之恶，还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富人们捐款，让寺庙的和尚主管账目，帮助贫苦的人家养活婴儿。那时还没有出现“人道主义精神”这个词，可苏东坡所做的一切无疑是对这个词的最好诠释。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多。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由于哲宗年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早就钦佩苏轼的人品才华，对他十分器重，不仅把苏轼调回朝廷，还对他委以翰林学士的重任，可以说苏轼终于“翻身”了。然而苏轼刚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就去世了。独自处在高位的苏轼又成了群臣打击的对象。司马光死后，朔党、洛党、蜀党等政治派系逐渐形成，蜀党在苏轼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奉其为领袖。苏轼哭笑不得，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拉帮结派呢？孤军奋战之后，他越来越对乌烟瘴气的中央失望。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主动申请做了几个地方的太守，也做过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从那句有名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们也能看出，苏轼的生活绝不寂寞。他又恢复到那个“依然故我”了，品檀香，静坐，每日午睡，品酒，写文章。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东坡又开发了一些新菜谱，比如烤羊脊、烧鳗鱼等等。
闲适的生活并没有阻碍东坡关心民生的本愿，他开始关心惠州城的改善和革新事宜，他曾与太守和县令合作，为惠州建了两座桥，还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因为当地粮食价格失衡而给上级政府写信陈情。他还把自己曾经在黄州发明的“浮马”带到了广植水稻的岭南，这样农民们就不用腰酸背痛地弯着身子插秧了。
苏东坡在六十一岁的时候，被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当时的海南岛自然条件比惠州还要恶劣。据说原因是苏轼依然“死不悔改”，又写了两句充满奇趣的诗，描述自己每天听着钟声，悠闲自在。这当然是在苦难当中的自我宽慰，但章惇看了那些诗句立刻说：“看来惠州还挺舒服的啊！再贬！”
于是已过花甲的苏轼，跨越大海，走上了离故国更加遥远的路。这一次，苏东坡自己都感觉到生还内地已然无望，小儿子苏过把家室留在惠州，陪父亲去了海南岛。在过海前，苏轼与谪居雷州的弟弟苏辙见了一面，这就是他们此生见的最后一面了。
海南的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阴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实在不适合一个老人的生活。东坡的新病旧疾频频发作，但当地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医生，因为儋州的居民仍然相信“巫医之术”，在患病时会请术士宰牛焚香祷告作为治疗。于是他开始自己研究中医，到乡野采药，也会给当地的百姓治病。因此原本汉人和少数民族相处不快的局面，在东坡到来后得到了很大缓解。
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他的弟弟宋徽宗即位了。新的皇太后摄政，主张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1101年，65岁的苏东坡于北返时病倒在常州，此后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代文豪，就此陨落。他去世后25年，北宋灭亡。
苏东坡的一生跌宕起伏，既有庙堂之上的纵横捭阖，也有江湖之远的豁达豪放。他既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又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新派画家，是佛教徒、士大夫、皇帝的秘书，同时他也是一个月下漫步的诗人，一个爱开玩笑的大孩子……可是这些似乎也不能勾勒出苏东坡的全貌。
然而换个角度看，每当提起这位东坡先生时，人们脸上总会情不自禁地泛起笑容——还有比这更好的评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