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
义，在儒家思想中，是以宗法礼制或宗法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主要是指道德、正义和公理；利，是指物质利益。认为“为义”与“为利”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善与恶的标准。我国古代，以儒家学派为主的传统道德，要求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从而确立为善的价值目标，这一点是应肯定的。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的孔子，在义利轻重或义利为至善标准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明确的，提出了“义以为上”“义以为质”的命题，把义看作是立身之本。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虽然“罕言利”，但是，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并不是不言利，只是认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在义与利之间要有一个权衡。因此，他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允许在不违反义的前提下，讲究物质利益：“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这里强调的重点虽然是“义”，但他并不排除在“义”的前提下取得与“义”不相违背的“富与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思想中，确实存在过分重义而贬利的倾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罕言利”和“义以为上”的观点，却走向了“何必日利”的极端。清初诗人申涵光在其《荆园小语》中谈体会时说：“《孟子》开卷便极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事乃千古病源。”可见孟子的义利观对社会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深远。例如，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认为商人是重利轻义的，甚至把兴农抑商作为一项治国之策。认为“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四《义利吟》)。作为封建士大夫的白居易，在其诗歌《琵琶行》中也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诗句。人们似乎都形成了这么一种价值取向：争做“喻于义”的“君子”，不做“喻于利”的“小人”。这也许正是造成中国历代安贫乐道、穷困落后的思想根源之一。
应该说义与利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其实古人早就明白，只是没有人予以强调罢了。《国语》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言义必及利”、“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从整个文化体系而言，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中包含的各种经济、政治、军事、教育乃至人生哲学等等，无一例外。如果说做官做生意是为了利(如国家、集体、个人之利)，那么，读书做学问中也无不包含着利的因素。即使是孟子，他所谓不言利，只是不图小利而已，最终求的是大利、长远之利。更何况他在谈义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物质利益。他周游列国时，就是“厚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可谓义中有利。
求利者并不都是不义之人。即使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发的不义之财。既然可以“义以生利”，那么也可以“利以生义”。春秋时期，洛阳有个叫白圭的商人，很善经营，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生意十分兴隆。每年秋收时，百姓谷物多，他就大量收购，而当百姓正需要织布和修屋过冬时，他就卖出丝绸和油漆；每年春蚕上市时，他就买进丝和丝棉，卖出谷物。在这买进卖出中，白圭既得到了合理合法的利润，又满足了百姓们在生产与生活中的物质需要，这其中不就包含着一定的“义”么!
当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见利忘义者，惟利是图者，保利弃义者自古以来就不乏其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就是一例。她掌管着贾府总务，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借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得了一些不义之财。秦可卿七七出殡时，馒头庵老尼求她通过长安节度使云光，逼张金哥与长安前守备之子退婚，另嫁李衙内，并许以重金。结果痴情公子与痴情女双双自杀，而王熙凤却鲸吞了三千两白银。不仅如此，她还长期以高利贷为手段大进红利，盘剥落魄文人，使人家破人亡。但是，王熙凤的最终结局是因利伤义。在朝廷查抄贾府时，其罪名之一就是倚势凌弱，违例取利，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当代商品社会，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现在，重义轻利的人少了，而重利轻义的人多了。尤其在如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坑蒙拐骗、见钱眼开之类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比过去多了。当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的不断完善，这种人会逐渐减少，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就改过自新。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既要重义，又要重利。换句话说，就是既要讲社会效益，又要讲经济效益，既要在讲义的前提下求利，又要在求利的基础上讲义。但是，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应以义为主，利为辅。古人云：“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如果说，义是本，那么利就是末，不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