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能概括苏轼一生最简练的一句话，莫过于“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这句谶语。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一生多次被贬，几经起落后才遇赦北归，而苏东坡为什么官场失意多次被贬呢？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苏轼从政后，仍不改文人秉性，这就是一个大忌。
在封建时代，文人要是真想从政，就得收起自己的笔墨纸砚，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明朝奸相严蒿曾有诗曰：“古来诗人难做官，皆因狂气胸中来”。这句诗道出了一个封建社会的残酷事实，即：文人不适合于官场。
苏东坡豪放不羁，有什么说什么，遭贬外放的遭遇还算是好的，要是遇上文字狱盛行的明清时代，被砍头抄家也不足为奇。
第二，苏轼心直口快，得罪人而不自知。
他的政论文里，时常论及“慎思”与“公正”为贤臣之所必备，新旧两党经常利用其观点相互攻击，结果使他两头都得罪了。
而且最致命的是，苏东坡在一时冲动下得罪了李定，李定是王安石改革初期安插在御史台的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旧党翻出了陈年老账，说李定不为母亲守丧，属于典型的不孝，在重视伦理孝道的封建朝代，这无疑是要了李定的命。
苏轼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道听途说的情况下，就慨然命笔，写了一篇《讨不孝子檄》，让李定成为了众人笑柄，无颜出门。在乌台诗案中，东坡被李定死整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第三，苏东坡缺少政治家风范，太过关注细节。
政治家和文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政治家在大处着眼，忽略细节，文人往往从小处着眼，却看不到主流。苏东坡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而且北宋从来不缺宰相，有欧阳修王安石这些重量级对手，豪放不羁的苏轼又岂能在朝堂上有一番大作为。
最后，东坡缺少察人之明。
被贬至杭州后，沈括奉命巡察地方工作，临走前，皇帝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要“善遇苏轼”，沈括和苏轼见面一阵推杯换盏后，就向苏轼索要他最近的诗文。
落难之中，还有人如此欣赏自己，苏轼感觉遇到了知己，很高兴地写了不少送给沈括。可是，沈括一拿回去就在其诗文中用朱笔一一评点，密呈就职御史台的李定，说东坡诗文多“讪谤朝廷”。
后来，苏东坡因为诗案下大牢，而沈括，应该就是第一个朝他放暗箭的人。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穷困却从未见他潦倒，他的精神一直光耀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