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我了解的，望笑纳
季羡林生平简介及部分著作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被誉为“国宝”。大师在自传中写道：“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他还多次公开表示拒绝“国学大师”“国宝”等称号。
-生平
苦涩童年
季羡林，字希逋，曾用名齐奘，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该县在山东西部几乎是最穷的县，官庄村在穷县中的穷村，季羡林的家在全村中几乎是最穷。季羡林出生后，家境仍然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一年到头，就吃这种咸菜。
好在季羡林在故乡只待了6年。在6岁那一年，他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叔父把他接到济南上私塾。季羡林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对小说情有独钟。书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个时候也开始学英文，当时英文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
综观季羡林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济南求学
季羡林在十三四岁时上了济南当地一所三流学校正谊中学。季羡林还是不喜欢念书。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他对蛤蟆和虾的兴趣。每次考试，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
在正谊中学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后转入山东济南高级中学。中学老师胡也频最让他难忘，季羡林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知识，只学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胡也频在课堂上只讲无产阶级文学。
负笈清华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会有饭吃。
这样的情势下，季羡林的家庭希望他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可惜没有考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才报考了大学。在出国方面，季羡林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
清华四年，季羡林认为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让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清华大学毕业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季羡林已无路可走，于是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留德十年
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季羡林认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这个时期，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一类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另一类是中文书籍。这一时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羡林都要阅读，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
北大任教
1946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回到中国。经由陈寅恪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代理校长傅斯年接受季羡林去北大任教。北大图书馆藏书虽多，但是有关季羡林专门研究范围内的书却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季羡林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就搞了一些翻译工作。
从1946到1950年，季羡林写下了《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到1956年，季羡林和北京大学的同事们陷入了会议与批判的漩涡中。“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连，于是无日不开会矣。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季羡林曾回忆说。
这期间，季羡林并没有停笔，还是进行着学术研究，如《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牛棚岁月
1966年至1977年，这段日子让季羡林回想起来，宛如做了一场噩梦。在这十年内，季羡林除了开会，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搞学术研究。到了后期，他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我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枯坐门房中，有时候忙，有时候又闲得无聊。让珍贵的光阴白白地流逝，我实在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点事干。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回忆说。当时季羡林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时间拖得很长的工作，目的只在驱除寂寞。至于出版，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学术春天
1978年，学术春天来了。“在这种非常良好的政治大气候下，我个人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了，心情的舒畅是从来没有过的。”季羡林感慨地说。这期间，季羡林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并撰写了包括《〈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罗摩衍那〉浅论》《〈大唐西域记〉今译》《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
季羡林认为，从以上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季羡林说。
-部分著述
学术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译作
《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散文及传记等
《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牛棚杂忆》《留德十年》《阅世心语》
编纂
《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最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
《史记》、《世说新语》、陶渊明的诗、李白的诗、杜甫的诗、李煜的词、苏轼的诗文词、纳兰性德的词、《儒林外史》、《红楼梦》
记者致电“红学泰斗”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她表示，婉转地把季羡林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十分悲痛，作诗一首，转交本报刊登，以纪念两人从1950年就开始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情。
虽是“淡交”，但近年来季羡林的生日周汝昌也每每前往祝寿。据周伦玲介绍，1950年，周汝昌翻译季羡林的《列子与佛经之关系》一文，被刊载于1951年第六卷《Studia
Serica》上，当时周汝昌就十分敬重季羡林的学问，不仅如此，季羡林的为人更是让周汝昌叹服。2005年周汝昌出版《我与胡适先生》一书时，曾想使用季羡林的一篇文章作为代序，季羡林的一句话非常令人感动“我什么条件都没有，只希望能给你们帮上忙。”
古历己丑闰五月十九日惊闻季羡林先生谢世痛悼不已，敬赋小诗略展悲怀。
●周汝昌
大师霄际顾人寰，五月风悲夏骤寒。
砥柱中华文与道，渠通天竺梵和禅。
淡交我敬先生久，学契谁开译述关。
手泽犹新存尺素，莫教流涕染珍翰。
弟子朋友缅怀季羡林——
坦率透明 他的“心很大”
“说实话，他的去世不是一般的突然。我们正在准备先生的百岁华诞，他是1911年生人，按照中国传统，正是迈向标准的百岁了。这样一个当口，怎么让人转得过来？”正在赶往医院的季羡林入室弟子、《百家讲坛》主讲人钱文忠叹了口气，让记者把问题限制在可以短说的事情上。而季老的人生、学问、性情、逸事，统统是不能短说的，但他的亲友、弟子、后辈，却往往这样描绘季老——“来者不拒，去者不纠”，他的人生，没有任何尖锐的追求，就如他带着自家的猫在校园里遛弯儿般，淡定从容。
永葆本色 曾被学生当成校工
季羡林出生在山东临清一个“五代赤贫之家”，靠在枣树林里“捡落枣”长大。他虽然留德十载，却“没有沾染半点洋味，毕生保持着朴厚的农民气息。”20年前，一位刚来北大报到的学生，把已是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当成校工，让他帮忙看行李。
与季老交往密切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回忆道:“第一次到他家，他坐在重叠如千山万壑的书堆中用功。堆在桌上的各种参考书比我还高，书中夹着纸条、卡片，令我肃然起敬。我冒失地往沙发上一靠，竟压着一堆睡觉的猫咪。他正吃饭，我朋友一看，几十年来，季老每天凌晨4时工作，直到晚10点，认真得让人无法置信。”
童心未泯 长寿眉毛老爷爷
《季羡林说国学》责编刘小晖叫季老是“长寿眉毛老爷爷。”这时，季老总是捋一捋眉毛，脸现羞涩。季老有孩子般的可爱。“他爱猫，能长时间跟你谈猫的事，告诉你他家的猫在他的稿纸上撒尿。去年春节，他穿了件红衣裳，笑称是‘红男绿女’，因为秘书穿了件绿衣裳。有一次让他拿着一张荣誉证书照相，他乐得很开怀，之后还不忘来了句‘我表演完毕’。”
来者不拒 做的比要求的多
季老对来医院让他题写书名、题一两句鼓励的话的人来者不拒。“他对人客气，尽管眼睛看不清，但见到人来，总是微笑、拱手。有时有些人他不太喜欢，他也只是不说话。他的视力只有0.1了，看他趴在那吭哧吭哧帮人签名题字，有时候很心疼。”刘小晖说。
“他每次写的只比你要求的多，不比你要求的少，他像我的一个亲人，我很多事都愿意找他商量，比如我想出一本书，我刚跟他谈了想法，他就给题了字。今年6月3日下午，我跟他说想写一本关于珠江的故事的书，季老就为我题写了《珠江的故事》。这成了他布置给我的最后一篇作业。”唐师曾说。季羡林近日还成为央视“开心学国学”的学术顾问。刘小晖说，季老对来拜访他的媒体、客人“很给面子”，唐师曾说，在医院每次只要我不走，季老就不停地跟你聊，直到秘书说:“唐老鸭，你话又多了啊！”
坦率透明 他的“心很大”
刘小晖称，在季老来者不拒的后面可以紧跟一句，去者不纠。“他不会把上边的荣誉看得多么重，他的一生并不完满，哪怕是德国姑娘的恋情，哪怕是最近像《罗生门》一样的‘字画门’，他都是淡定的。”季羡林曾经在《病榻杂记》中写道，要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泰斗”、辞“国宝”，“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唐师曾则说:“他对于事情，要求说清楚，决不稀里糊涂，说清楚就能过去，他的心很大，若不是心大，他不可能活这么大年纪，不可能精神上还保持着很好的状态，在我眼中，他从不像个伟人，他是个完整的人，坦率而透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