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先秦理性精神
一、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孔孟荀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
《乐记》是中国最早的美学文献。
正因为重视的是情感感受,而不是认识模拟,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审美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表面看来,儒道是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避退,但实际上相互补充而协调,兼济天下,独善其身,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儒家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道家突出的是自然,是美和艺术的独立。
道家更抓住了艺术和审美、创作的基本特征——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儒家对后世文艺的影响主要在主题内容方面,道家则更多在创作规律方面,亦即审美方面,而艺术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重要的恰恰是其审美规律。
二,赋比兴原则
真正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看待的,首推《诗经》中的国风和先秦诸子的散文。《诗经》奠定了中国诗的基础,及其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
从诗经中后人归纳了赋比兴的美学原则,朱熹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物,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
赋,指白描式的记事、状物,抒情表意,先秦散文,体现赋的原则,成为说理的工具。
说理论证的风格气势,如孟文的浩荡,庄文的奇诡,荀文的谨严,韩文的峻峭,才更是使其成为审美对象的原因。孟文中排比句的“气势”,庄文中夸张想象的“飘逸”,不都正是情感、理解,想象诸因素的不同比例的配合吗?不正是由于充满了丰富饱满的情感和想象,而使其说理、辩论的文字终于成为散文文学。
三、建筑艺术
木建筑是中国的特色,对建筑审美要求达到真正高峰,则要到春秋战国时期,以阿房宫为最高点。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主要特征。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秦汉,唐宋明清,建筑艺术基本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美学风格——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
建筑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在复杂多样的亭台楼阁间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中国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至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也就是理性。
随着后世的发展,对称性被打破,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为目标的建筑美则出现了,那就是苏州园林。
第四章 楚汉浪漫主义
一、屈骚传统
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时,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着和发展着绚丽的远古传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离骚》中鲜艳又深沉的想象和情感的缤纷世界,《天问》是保留了远古神话传统最多又系统的文学篇章,《九歌》是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
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乃是楚汉艺术的灵魂。
二、琳琅满目的世界
尽管儒家和经学在汉代盛行,“厚人伦,美教化,”“惩恶扬善”被规定为艺术领域的现实功利职责,但汉代艺术的特点却恰恰是,它并没有受这种儒家狭隘的功利信条的束缚,而是通过神话和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魄的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
山东武梁祠、河南南阳、四川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石内容包罗万象,历史、神话,生活,只有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会对生活中的一切去描绘、欣赏和表现。
汉赋,“不歌而咏谓之赋”,心胸开阔,气势雄沉。
工艺品如漆器、铜镜、织锦极端精美,由于是工匠集体手工业,不计时间、成本所致,如马王堆出土的不到一两重的纱衫,河北出土的金缕玉衣。
三、气势与古拙
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难以企及的。
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国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人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