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小说家，他对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观点我既赞同，又觉得不能苟同，这种说法看起来十分矛盾，且听仔细分析。
其实我已多年不看当代小说，散文倒是读的，这里所说的散文决非阎先生所言“老是抒情，含蓄地表达”以及“带着诗意”的文字，恰恰是些不但深入到文化与历史，而且直接从“社会的大现实”里来的。
这些年，报纸工作之余，我一直兼着文学杂志的编务，也许因为接触到的情况不同，看法也就不同，尽管确有不少散文家回避现实，但所谓“大现实主义散文”作品并不缺乏。
这些作品的特点正如阎先生主张的一样：社会原生态“没有经过任何筛选与组织，就好像河水一样，自然地流过”。“创作过程，没有任何的布局，没有所谓的设计和加工，只是最诚实、最朴素地去写真实的人生。”同时，也“剥离一切探索和实验”，当然后者更多指文学技巧上的。
以这样的方式在努力从事散文写作的作者所在多有，只是以前沉缅于小说创作的阎先生不大在意而已，他突然醒悟，就说要“真正去建设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以‘阎连科’为标签的散文作品”，如果这个标签的意义指的正是上面这些内容的话，那话说得就未免有些大了。
至少我与我的同仁早就注意到这样一些作品，并且尽力光大发扬之。
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这些年来，我一直鼓励和推动熟悉与不熟悉的朋友把现实的遭遇和观感用最直白的文字写下来，认为其价值往往超出最精彩的小说。
事实上，作家圈与民间都有不少类似的佳作。
这场讨论是在大连举行的“当代文学创作高峰论坛”上引出来的，事实上就在附近的鞍山，便有一位非常之好的散文家叫董学仁，他的《自传与公传》就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字也极好的佳作。
其实就是文字稍差一点，也不妨提起笔来记下眼前的“社会大现实”，尽管这样一来散文的味道会受到影响，却无损其记录历史的价值。
阎先生认为“语言不好就不要去动散文”，对这种多少有些自恋的说法我并不以为然。当然总还是有独特语言魅力的作品更有看头，也更能够作为文学意义上的散文留存下去。
散文界乃至文学界的自我封闭及与社会隔离是个的确存在的问题，然而不能因此断言当代散文创作也进入了这种状态。事实上“礼失求诸野”，民间上些年纪的老人，现在提起笔来写直面现实文字的，有与日俱增之势，至于网上的年轻人，何曾有一天停止过这样的写作？
阎先生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大现实主义散文？
其实中国怎么没有“大现实主义散文”？只是它更多地活跃在所谓散文圈乃至作家圈外而已。
“必须为他们——我的父辈和我老家的兄弟姐妹、侄男甥女们写些什么”，阎先生说得不错。
至于那些“当今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许多著名散文家”，如果他们执意回避现实，那么即使如何历史与文化，也将和这个时代无缘。
应当说，中国当下的散文创作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种种努力中当然也包括了阎先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