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
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
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
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
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反映的世界还是美好的，但这里也正日益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
正因为此，两种婚俗观念的冲突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传统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以深刻的批判。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的经验与痛苦。
“美国学者金介甫当面问及沈从文1922年离乡赴京地原因，他曾明确表示当时不愿作姨父的“女婿”，并为此逃离以联姻方式建立、巩固起来地湘西上层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
他说：‘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文中不愿做王团总女婿而追求自由婚姻的傩送，似乎依稀可以见到当年沈从文的影子。
当傩送和翠翠被生生分离后，读者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在翠翠身上再次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令人们欣慰的是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傩送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情，“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
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为了爱情，傩送坚决地抵御着物质的诱惑。再看翠翠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
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的归来，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出了柔中有刚的美。真有一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境界。
这悲剧实则上是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受着一点惟实惟利风气的浸染。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扩展资料：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写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初。这篇作品如沈从文的其他湘西作品，着眼于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变迁，描摹了湘女翠翠阴差阳错的生活悲剧，诚如作者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边城》写出了一种如梦似幻之美，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颇有几分“君子田”的气象。当然，矛盾也并非不存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所用的背景材料中便隐伏着社会矛盾的影子。作者亦不曾讳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沈从文（1902-1988），小说家、散文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各县生活，后正式参加军队。 1922年受五四运动影响离开军队到北京，学习写作。1924年起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发表作品。
1934年至1935 年，在北京、天津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爆发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著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
沈从文不是怀着淡然、平和的心情写作的。近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有33卷之多、一千万字之巨，其中大多数是50岁之前写下的，仅从这个庞大的数字上，就可以看出他争雄天下的抱负。
1922年他来到北京，写作既是为了改写个人的命运，也是为了创建一个纸上的世界。
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呈贡写给大哥的信中，提到自己在“寒酸”生活中对写作的坚持，他自信地说，“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
在他的后半生，许多作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写，如老舍之写《龙须沟》；一是不写，如巴金，便再没有小说了。
沈从文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依旧在写着，写文物，所谓“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堪称巨著，和钱钟书的《管锥篇》一样，属于那个荒芜时代生长的奇葩，并且同享不朽。
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以为那时的巴金，堪称为狷，而沈从文、钱钟书是真正的狂：深信天降大任与我，舍我其谁？虽然沈、钱总被后人一厢情愿地敬为温良恭俭让。
钱钟书的小说，除了《围城》，就只一本薄薄小册《人兽鬼》，极有才气，也是逞才使气，如高手偶现江湖，一朝解气，收刀入鞘，从此长揖而去。而沈从文的小说，至少十倍于钱吧，因为太多，质量参差不齐，也就像是恣意生长的野林子，杂芜而有勃勃生气。
小说之于他，不是心血来潮，是视为一生的工作，甚至前二十年的写作，都还仅仅是“习作”。因为他的宏愿，如他信中所说，是在用一支写小说的笔，去孤立对峙整个的社会。换句话说，他要写出一个纸上的世界，同现实的世界相抗衡。这个世界的主体，就是一个叫做“湘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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