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翊恩
童年是懵懂无知的岁月，可记忆是那么明亮，那么纯净。童年是天真的,记忆是那么深刻。就像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色彩不那么鲜艳了，但是轮廓十分清晰。
我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童年记忆最多的离不开黄河。黄河在我们的村东南呼啸而来，打了个滚往东北跑去。游荡型的河道在这里变成了限制型的河道，所以我们那里成了有名的黄河险工。听老人们讲，这里的堤坝是无数人在无数次将无数的石头抛向河里垛起来的。再大的水都不怕。每到秋季黄河发威的日子，堤外黄河咆哮声震天，可堤内的人们，会处之泰然。黄河水大的时候，连大人也不敢去游泳，别说我们小孩了。只有到春末夏初水少的时候，我们才敢找个窄的河段游过去，象胜利者样，高举双手，呼唤家乡。河对岸看家乡，是另一幅图画。黄的是水，绿的是金堤上的树。一黄一绿蜿蜒而去。夏秋季的黄河是最繁忙的时候，一艘艘帆船穿梭在河中，一曲曲船夫号子此起彼伏。最大的船是:三条杆，就是挂三张帆的船。能载几十吨货呢。
“船是八面风”，船在河中行，哪来的风都能用得上，这就得看船舵手怎么调整帆的角度了。那些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不得而知。可从那南腔北调的船夫来看，是来自很远又到很远的地方去的。
黄河里的鱼是很好吃的，又鲜又嫩。听父亲讲，他一辈子就遇到一次黄河出多鱼的时候，那天黄河水多宽，鱼多宽，鱼那叫多啊。他用草筐一捞就是半筐鱼。黄河里的鱼没法用网逮的。只有在夏末秋初的涨水时，才好逮得到，河水一涨一落，贪吃的鱼就会拉在岸边的低洼地里。记得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去割草，看到一个土坑里有鱼，就忘记了割草，下坑摸鱼了。大半晌每人摸了有二斤鱼，用柳条串上，招摇着回了家。邻居一个哥，下工去割猪菜，看到我们逮了鱼，他问了问，微笑着走了。一中午头，他逮了几十斤黄河鲤鱼。看着那一条条黄身子，红尾巴的鱼，我们几个眼都直了。心里却还不服气，哼，你还不是听我们说的吗？！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正是困难的时候。留下最多的记忆是饥饿。依稀记得吃“大锅饭”的事。那时各家各户的锅都没了，都到集体食堂吃饭。每到开饭时，有一个卢姓老者，拿着个铁皮卷的喇叭，嘶哑着嗓子。努力地高声呼喊：“开饭了——啊——嚎！”那个长长的托腔：“啊——嚎！”至今难忘。人们拿着碗筷，排起长队，忍着饥饿，耐心地等待。小孩子也不例外，哭闹不解决问题。农户家里没有锅，没有粮食，饿了就得等集体一起吃饭。一次，我母亲和一个卢姓大嫂去给队里碾玉米，我饿得一直哭。母亲怎么劝都不行。那个大嫂冒着挨批的危险，抓了一把玉米面，放在衣袋里，拉起我就走。母亲知道她干什么，吓得变了腔：“您嫂，别、别！”那大嫂扭头做了个不要说话的手势，拉着我，径直走了。到她家。找来一片破缸片，当锅，给我做了碗玉米粥。没锅，没碗，是我吃得最香的一碗玉米粥。
“大锅饭”，没吃多久，就散了伙。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了，要啥没啥吃的。地里长的野菜，树上长的树叶，能吃的都吃了。记得和一个叫三的哥哥到村东头去放羊，他长我有十几岁，知道得多、他很神秘地给我说：“别的村吃上外国的糖渣了，我们也快有吃的了。”“外国？糖渣？”我不解地问。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快有吃的了。一定又香又甜的吧！”我还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父母，让他们也有份希望。不知过了多少天，外国的糖渣没有运来，说是给更困难的地方了。那个三哥也没吃上外国的糖渣，饿得跑到东北去了，一去没返。还别说，诱惑也能充饥，希望还能挡饱。在盼糖渣的日子里，肠胃的耐饿力增加了。前不久和朋友闲聊，说起三代人的对比，总结为：我们的童年是要么没么，孩子辈的童年是有么吃么，现在的孩子是吃么，买么了。
童年的天真就在于容易满足，所以脸上总是挂着 笑容。总是快乐着。我的童年，在饥饿中长大，但和同伙伴们不断地寻找着快乐。现在看来，童年时的那些 游戏 似乎都有了童话的色彩。打水仗很有趣的，每到夏天，坑塘成了我们的天堂，伙伴们个个水性很好，追逐打闹，玩得痛快。冬天打尒多，一根木棍两头削尖叫：尒。加上一根木棍，就能玩上一晌。捉迷藏跑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记得那时一个村的还分成两支队伍，有年龄稍大的当头，用木棍削成大刀，长矛，用大麻做成胡子，真刀真枪地对打，喊杀声满村响起，被对方捉住的也宁死不屈，不然就会落下个叛徒的名声。阴天下雨在磨屋玩：蒙上一个人的眼睛，“打瞎驴”。直跑得汗流浃背为止。最有趣和具冒险精神的是“摸树猴”了。两人以上就能来的。用包袱、剪、锤分出输赢。赢者先爬上树，输者合上眼睛，去捉树上的人。捉到谁，谁就输了，再去捉别人，循环往复直到不玩了。 游戏 规则是：输者得合实眼，被捉的人，要应答，声音小了不行。输者会喊：“张吧、李吧、不吧是王八！”其它人都会马上应答:“吧。”输者循声音往树上爬去，其他的就要见机行事，从这个树枝跨到那个树枝上，玩起了杂技。但很少有掉下来的。如果摸树猴评的是灵活，胆大。那么“捉放曹”就是凭团队精神了。十几个伙伴分成两对。各自手拉手一字排开。高声呼喊：“鸡鸡翎，扛大刀，拿哪个？”“拿。。。”拿谁，谁就朝对方冲过去，将对方的手冲开，就胜利了，班师回朝。冲不过去，就成了俘虏。直到有一方剩一个人为止。这局就在欢呼声中结束了。
那时候看电影是最奢侈的文化生活了。每个村一年也就演一两次。每逢放映电影时，小孩子都会早早地搬好板凳，去占好地方，等着开演。一张黑边白地的映幕，挂在场院或者村头空旷的地方，一次文化的大餐，在乡村晚间开始了。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也会赶来。看个稀罕。 我们村是个大村，有四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四个行政村。每村演一次，就是四次。那次放映的是《地道战》，我们一场不落，连看了四场。对《地道战》的台词，甚至音乐都熟悉了。第五天听说到八里以外的颜营村去放映，我们觉得换片了吧。早早地吃了饭，跑着去了。等到开演一看，还是《地道战》，看啊，来了，就得看。第六天不知谁打听了去了附近的另一个村，有十里远。伙伴们哼着《地道战》中军民抢收麦子的那段乐曲：当当个当，当个当个当……一路小跑。到了村头，不知谁说：“听。听！割麦子呢”大家停下脚步，“当当个当，当个……”，回荡在村子的上空。大家瘫坐在地上，“还是《地道战》，不会换换啊？”大家在埋怨声中还是循声走去。六遍《地道战》，永远留在了我和伙伴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