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巨人”三题
詹 虎
13世纪到16世纪，欧洲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最进步的变革——文艺复兴运动。它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本文试图从三个难点出发来探讨关于巨人的一些问题，这样的探讨，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巨人的正确认识。
一、对中世纪文化的扬弃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实干家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他们对中世纪文化的扬弃精神。我们在考察问题的时候，不仅应当看到事物发展的主导因素，也应该看到它的诸种因素。历史是一条连绵不断的长河，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奴隶社会虽然是野蛮的，但对于原始社会，它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中世纪是黑暗的，但中世纪也有闪光的星辰，至少，在中世纪的母腹之中，已经孕育了新时代的胎儿。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列宁早就提出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中世纪文化也是如此，它包含着基督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世俗文化无疑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基督教文化也流露出旧思想所遮掩不了的光辉。
美国学者锡德尼·芬克斯坦指出：“在讨论欧洲中世纪或‘黑暗’时代的艺术之前，主要的是记着‘黑暗时代这个词本身便反映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的狭隘性。……当‘黑暗’降落到欧洲时，拜占廷以及伊斯兰的回教世界保存了古希腊的艺术、科学和哲学。”一般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主要是指它的早期，即10世纪以前的这一阶段，这一阶段基督教思想严酷地统治着人们，形成了普遍的愚昧无知。11世纪以后，由于十字军的多次东征和东方商路逐渐打开，东方文化给欧洲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到了13、14世纪的“哥特”时期，文学艺术已经明显地表露出现实主义的端倪，撒下了将要开放为文艺复兴和后世民族文化的种子。哥特式建筑当然表现了一种宗教的神秘感，它的尖顶把渺小的世人的目光引向天国，促使人的灵魂飞升，但同时又使人产生一种崇高而明净的感觉。这些哥特式建筑，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工程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会思想的控制。哥特式雕塑除了宗教题材外，也出现了一些世俗人物、日常生活场景和民间故事，这些雕像不但为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美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给后世艺术家（如罗丹）以营养。中世纪流行的哥特故事，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借鉴的遗产。“中世纪的歌谣与舞蹈为意大利法兰西和德意志歌剧的产生，为新教音乐以及早期的器乐组曲与协奏曲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由于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在古典文化植根很深的区域，尽管它仇视古希腊罗马文化，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化的反影响。中世纪在东罗马帝国出现的“拜占廷艺术”，是基督教文化的另一系统。由于它没有受到异族的侵扰，保存了较多的古代文化；又由于它处于西方与东方交往的中介地位，得到东方文化更多的影响，因而显示出繁荣和生气。1453年，东罗马帝国在土耳其的进攻后覆灭，大批的学者携带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典籍逃到欧洲，拜占廷艺术业绩也向四方传播了。有许多手抄本上的“细密画”，往往带有一种尖锐的讽刺性和世俗性，体现了拜占廷艺术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正如恩格斯描绘的：“拜占迁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开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
人文主义在对古希腊文化遗产的继承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得不把宗教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外衣，并且注意吸取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一方面，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就有不少神职人员，有些甚至是主教、红衣主教或教皇的秘书。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哲学家罗伦佐·瓦拉就曾担任过教皇尼古拉五世的秘书。“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牛圈”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是德国威腾堡大学的神学教授。科学家、哲学家罗吉尔·培根是英国僧侣，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是英国神学教授，自然哲学家布鲁诺曾担任牧师教职。另一方面，在封建贵族和僧侣阶级内部，也有不少人比较重视文化遗产的积累和现实的文学艺术活动。15世纪的教皇尼古拉五世就积极支持文化和学术活动，亲自派遣人员四处搜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手稿，在梵蒂冈建立编纂中心，奖励意大利学者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据说尼古拉五世在位的八年中，译就的典籍比过去五百年积累下来的译本还要多。这种时代风尚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
这种时代风尚也影响着人文主义的作家、艺术家，拉开文艺复兴文学序幕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既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的批判者，又是它的继承者。他的不朽长诗《神曲》几乎包含了中世纪的全部科学成果。在梦幻、象征、隐喻手法的运用之中，充满了基督教的神秘色彩，同时也洋溢着人文主义新思想的激情。在诗体作品的形式上，《地狱》、《净界》、《天堂》三部分篇幅相等，每篇由三十三首歌组成，加上序歌，合计整一百首歌，采用“三行连锁押韵法”，体现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精神。它虽然没有摆脱中世纪严重的形式主义的束缚，但是这种严谨的结构也受到不少文学史家的肯定。《神曲》如同守护神Janus的两副面孔，使但丁成为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继但丁之后的另一位伟大诗人彼得拉克，除潜心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外，还注意向中世纪民间文学学习。他的《诗集》在风格上继承了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温柔的新体诗派”爱情诗的传统，却又跳出了传统诗歌那种神秘象征和把人物偶像化的框框，冲破了中世纪神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樊笼。另一位人文主义作家卜迦丘，写下了直接批判嘲讽教会黑暗罪恶、抨击宗教禁欲主义的不朽著作《十日谈》。《十日谈》以中世纪的传说、历史事件以及东方传说（如《一千零一夜》）为题材，反而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找不到来源。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沿用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外壳，写出了反骑士制度的人文主义杰作《堂吉诃德》。我们虽然认为莎学家声称“决定莎士比亚思想习惯的意识特征是以中世纪思想为基础的”，带有片面性，但莎士比亚的戏剧的确借鉴了中世纪的英国民间戏剧。在绘画雕塑方面，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如《最后的晚餐》、《西斯廷圣母像》、《哀悼基督》，无不沿用宗教题材，但作品表现的人文主义精神与肯定人的优美品质的内容，是与宗教实质格格不入的。
所以，如果仅仅探索人文主义者怎样借助于古希腊罗马的亡灵来为新思想新文化服务，那是不够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世纪的两种文化交叉影响着文艺复兴，阿芙洛狄忒的金苹果与亚当夏娃的禁果都没有妨碍他们的胃口。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对中世纪文化采取了既克服又保留、既否定又肯定的扬弃精神。正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过去的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才创造出了新时代所需要的新文化。
二、“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
我们所以称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先驱者为“巨人”，除了他们的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外，是因为他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可以同样显示自己的多才多艺，学识渊博，达到时代的高度。
达·芬奇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高度评价的第一个巨人。他除了在美术领域声名显赫外，还同时成功地从事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地形测量学、宇宙学、纯粹机械学、水力学、液体机械学、海洋学、声学、光学、热学、天文学、数学和一切种类的技术研究。恩格斯还举到了画家、铜板雕刻家、建筑师丢勒，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军事著作家马基雅弗利，宗教改革家、散文家、音乐家路德。此外，《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无疑也是一个巨人，他的学问包罗了当代许多学科：天文、地理、数学、哲学、医学、植物、音乐、法制、教育、古经文，他通晓十多种语言。但丁、卜迦丘、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哥白尼、弗兰西斯·培根、莫尔等，也都是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
在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特征的时候，恩格斯指出：“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部处在时代运动之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恩格斯在这里特别强调“生活着和活动着”。他们打破了分工的局限，随着时代的激流应运而生，又顺应时代的激流积极斗争，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
社会分工本身具有两重性，要认识这种分工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首先得从人的本质力量的两次提升谈起。第一次是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第二次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物种关系的提升，是通过一般生产实现的，人具备了一般生产的能力，就从物种关系上脱离了动物界。当人类一诞生，第一次提升就完成了，但这时的人还处于半动物状态之中，需要从动物中第二次提升，即社会关系的提升。因为人的生产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集体的活动，任何个人作为人在世界上生存下去都是不可能的，他必然要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产主义，***同劳动，***同享受，才能完成人的本质力量的第二次提升。
人的本质力量的第一次提升，是伴随着人类生产的第一次分工出现的，即原始社会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到了奴隶社会，又出现了人类生产的第二次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这种社会分工，就个体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局限，但就类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历史进步。从局限性来说，因为这种分工，导致了个人只能从事于一定的狭隘范围的劳动，导致了人类社会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多方向发展。表现在文艺上，“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原始社会那种人们自由从事艺术创造活动的情况不复存在，艺术一般不再表现全社会成员的集体意志和理想。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表现了集体意志，那么萨芙抒情诗的出现，则标志着个人意识的觉醒。从进步性来说，这种情况，对艺术的发展，也有其有利的一面。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这是因为，“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也是同分工紧密联系着的。马克思、恩格斯以意大利绘画作为例子，指出：“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而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正是由于这种分工，才使列奥纳多和拉斐尔以其优雅娴熟的技巧和艺术产量的丰富被列入美术史上杰出的巨匠。当然，这种分工也必然使一般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就整个类来说，在人的本质力量第二次提升完成以前，人性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既能利用分工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又能摆脱分工所带来的单一化趋向。为什么这些巨人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呢？首先，这是时代特征决定的。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几乎是凝固了，而意识形态科学则走向了倒退。文艺复兴的到来，使一切都得重新做起，对中世纪的否定必须再来一次否定。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在呼唤着巨人，这种迫切的时代需要，使他们的才华没有固定地向某一个领域发展。随着科学研究从搜集材料到整理材料的过渡，分门别类才使社会分工的意义变得更加重要。其次，这也是“巨人”的特征所决定的。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活动着”，这种积极的热情的进取精神，才使得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各个领域的研究总是相互影响的。解剖学的研究，给人体美术的比例结构提供了准确性，也增强了对人的认识与肯定。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推动了绘画透视学的发展。米开朗基罗不仅自己作画，而且研究彼得拉克、卜迦丘和但丁的诗篇，他自己也是一个诗人。但丁、卜迦丘从画家乔托那里汲取经验，充实自己的作品。达·芬奇终身不倦地热衷于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中具有敢于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勇气，没有为真理而战斗的勇气，没有置身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实际斗争，就不可能造就他们的博学多能，他们最多只能成为二、三流的人物，或者就是小心翼翼的庸人。
三、他们“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
恩格斯在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时还指出：“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绝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作为资产阶级杰出的思想家和实干家，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倾向。
首先，当他们在向封建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当时资产阶级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的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文艺复兴的任务，就是要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其目的就是要摧毁中世纪封建教会的独裁精神统治，维护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显然并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是广大群众的***同愿望。举例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在文化上的贡献就体现了这种人民性。他们继承传统，立足现实，在作品中表现反暴政、争自由的主题。他们采用民族语言创作，注意向民间文学学习。他们的读者对象是全体人民，而不局限于资产阶级，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全体人民***同关心的问题。“哈姆莱特”为谁而思考？为全人类的“生存还是毁灭”而思考，但丁为谁而叹息？为全人类的苦难历史而叹息。
其次，这些“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不仅能够反抗封建阶级，而且也能够批判资产阶级在发展的过程中自身的弊端。这些人物，大多出身在上流家庭，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贵族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把眼光转向了人民大众。托马斯·莫尔出身在大官僚家庭，他本人做过大法官。他在《乌托邦》一书中以辛辣的语言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羊吃人”的罪恶，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贫困的总根源，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预见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将会到来。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描绘了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的大同世界，劳动成为大家的自觉要求，人人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这是对当时意大利社会制度的有力批判。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先驱者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最高点上。
第三，这些先进人物在为理想而斗争的时候，的确做到了大公无私，勇于献身，这是后世那些资产阶级庸人们不可相比的。但丁由于维护国家统一，遭到19年的放逐，他拒绝减刑，毫不屈服，将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倾注于《神曲》之中。拉伯雷的《巨人传》第一部（后来改为第二部）出版时因攻击教会而被查禁，他面对困境，接着又写出了第二、三、四部，结果出版人被焚毙示众，拉伯雷一生颠沛流离。康帕内拉两次受到宗教裁判所判决，被关了30年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和论文，表达自己对理想的憧憬，对真理的热爱。莫尔与英王享利八世斗争，被关进了伦敦塔，最后被斩首示众。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当布鲁诺被推到火刑场上时，他大声宣布：“火不能征服我，未来世界会知道我的价值！”这些英雄们之所以无所畏惧，就是因为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在斗争中不怕失去什么，失掉的只是旧世界的精神枷锁。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局限，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们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他们提倡知识，反对蒙昧，大胆探索，实事求是，既看到封建阶级的罪恶，也认清自己阶级的弱点，具有为真理而战斗、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当然，“决不受资历产阶级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他们十全十美，即使“完人”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我们看问题不是看他提供给后人的东西是否完善，而是看他们是否提供了他们以前的时代没有的东西。只有坚持这一点，我们才能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作出公正的评价。
——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