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见明人张溥的《三曹集》，辑有汉末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作品。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夏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曹植作品百余篇，绝大部分是五言诗，被后人收进《陈思王集》里；其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成就和特色。南朝宋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分一斗。”算是对曹植最高评价了。《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 ，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萧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其代表品有《洛神赋》、《赠白马王彪》、《箜篌引》、《白马篇》、《美女篇》、《名都篇》、《七哀》等。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为后人称道的作品都在担任五官中郎将至魏太子期间所作，他的诗歌细腻清越，缠绵悱恻，缺乏曹操、曹植的慷慨之气，后世对他的评价不如“三曹”中的另外两人。学者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里，列举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和王夫之《姜斋诗话》对曹丕的评价。《诗品》将曹丕排在中品，认为他的诗不及弟弟曹植，原因是曹丕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偶语”，即两个普通人在讲话），反观曹植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文心雕龙》说曹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与曹植“思捷而才俊”不同，又谓“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世人都同情曹植的处境，曹丕是兄弟争位的胜方，人们也因此忽略他文章的美妙。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直言：“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可谓为曹丕文学成就“平反”的宣言。叶嘉莹说，曹丕是一位“理性诗人”，有节制有反省，“以感与韵胜”。 曹丕同时还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文学批评家，其作品《典论》中的《论文》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写于曹丕为魏太子时，主要内容有评价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文风和得失，“建安七子”的说法来源于此；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肯定文学的历史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