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与“小说”，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独当一面的重要文类。 对于20世纪的读者来说，小说的地位可能远在散文之上；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 “散文”作为中心文类所受到的重视，远非“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所能比拟。
所谓与小说、诗歌、戏剧并驾齐驱的散文，乃是“五四”以后拥抱并改造西方“文学概论”的成果。
“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开篇的，这里除了语言上的文白之争，还蕴涵着文类等级的变更，即“散文”由中心退居边缘。
此前谈论文学，首先是文章，而后才是诗词；至于小说与戏曲，可有可无。此后则天翻地覆，小说、戏剧出尽风头，文章则相形见绌。
在古代中国，“小说”的概念相当含混。? 《庄子·外物》中已出现“小说”字眼，但并非文类概念。班固《汉书，艺文志》收录小说十五家，并加以界定：?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概念，大大超过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也就是说，在现代人看来，许多文言小说不能算“小说”；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概念，则小于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比如，宋代说话四家，? “小说”只居其一。
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大系统，不只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人眼中，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区别绝不仅仅是语言媒介的不同，还包括不同的文学起源（若前者主要取法子史传与辞赋，后者则更多得益于俗讲和说书），不同的文学体制（前者接近于现代文类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后者则以长篇小说尤为出色），还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表现方式与审美理想。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相对独立平行发展，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特色。
晚清至“五四”的文学革命，改变了中国小说与散文的整体面貌。在这场文学变革中，西方文学的启迪固然至关重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同样不容漠视。而这两者往往纠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比如，小说与散文的对话，乃是这两大文类变革的一个主要动力。
——摘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