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之所以大量采用这种形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便于抒情，自然地具有了对事件抒发感情的职能。而在巴金的小说中，作者则更加注重，更加发挥“我”的抒情作用：纵笔抒写“我”因事件而引起的感情波动，以及“我”对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作出的美学评价。
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第一人称“我”的抒情职能，是巴金小说抒情艺术的一个突出特色。巴金讲，他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我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档写起来，的确更方便。”在小说创作中，巴金广泛采用了第一人称形式，包括书信体、日记体在内，在第一人称的作品里，“我”作为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特殊身份，占巴金短篇的三分之二。
巴金喜欢的短篇小说《狗》就是用第一人称写成，它“写的是感情，不是生活”。这种感情就是作者的感情，是来自生活的感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穷人衣不裹体，食不饱腹，四处流浪，暴尸荒野，不如富人家的狗。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把“华人与狗不能人内”的牌子挂在公园门口，视中国人与狗同类。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作者义愤填膺地写下了《狗》。作者着重写出的不是主人公的悲惨生活，而是主人公的愤怒情绪。流浪儿“我”生在人间，没有做人的权力，得不到保护，得不到温饱，连狗都不如。“我”在街上看到女主人“粉红色的腿”旁边的白毛小狗，那样受到爱宠和保护，便幻想自己也变成一只小狗，以得到同样的爱宠和保护。“我在破庙里的神像前祈祷，爬在地上学狗叫，满以为自己可以算是一只合格的狗了。”可是，当他爬到“粉红色的腿”旁边时却被踢开，还因和洋人的白毛小狗扭打，遭到谩骂毒打，被关进“黑暗的洞里”。“小说主人公是在诅咒那些殖民主义者，他并不是真正在地上爬，汪汪叫，想变成一条狗。他在讲气话，讲得多么沉痛!”全篇带着血泪的控诉，燃着烈火的质问。文章写出了中国人的***同感情，表达出了“我要叫，我要咬”的反抗的呼声。从这种感情，很容易联想到身处三座大山重压之下的中国人民的苦难。显然，“我”的抒情对小说的主题起了丰富和深化的作用，赋予了作品以深沉的思想和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