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张红木方桌，它不像现在家具店里卖的那种，四周雕着花，漆得闪闪发光，挺俗。它的外貌平淡朴实，线条很简洁，不上漆，自身泛着暗红色，见不到有一处疤痕，手摸上去感觉特别好，滑溜溜的，像是金属一样。去年我乔迁新居，请同事们帮忙。搬完，有人感叹，说没想到老赵屋里的家具这样蹩脚，只有那只红木方桌是好货，值两个钱。它是老一辈传下的。父亲曾给我讲述过它的不凡经历：我家祖籍宁波，那里的人得风气之先，早有经商的传统，祖父14岁便到上海学徒，赚到了些钱以后，在闸北自己开了一爿粮食加工作坊。父亲成家的时候，祖父给他添了一房红木家具。好景不长，“8.13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日机在闸北扔了无数炸弹。冒着“吃流弹”的危险，父亲硬是在炮火声中把红木方桌“抢”出来，转移到住在“租界”的亲戚家。闸北终成了一片火海，祖父多年的心血化作焦土。父亲逃难到苏州谋生，直到抗战胜利，才托运输公司的司机把桌子运到苏州。父亲说，我小时候夏天他常把我放在桌上，当床铺用。上学后，红木桌是我温功课、做作业的地方，朝夕相伴，它身上哪里有什么印记，我了如指掌。那时，家里人口多，生活很困难，不得不靠变卖家什度日，已是家徒四壁，父亲仍舍不得把桌子卖掉。一回，实在揭不开锅了，家里来了个收旧货的，谈妥价钱他丢下10块钱，说明天来取货。晚上，我们听到父母亲不住地在说话，还隐约听到母亲的啜泣声。第二天，父亲铁青着脸把定金退给收旧货的，还没好声气地把他搡出了门。躲过了一劫，更多的磨难还在后面。1957年，父亲“祸从口出”，头上给带上“帽子”，以后，每来一次“运动”他都要倒霉一回。1968年下放农村，在劫难逃，全家被逐出苏州，发配到苏北海边的荒凉小村。临走前，父亲说，别的东西都无所谓，这张方桌非要带上。它被破布裹扎好，在母亲眼泪的陪伴下，下运河、过长江，一路凄惶地流落到苏北。虽在穷乡僻壤，父亲呵护桌子的痴心不改，怕烂泥地湿气大，他不知从哪里找来几块红砖，硬是把桌子垫高了许多。好几次我看到父亲对着桌子发愣，浑浊的眼囊中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猜想，睹物思人，在逆境中的父亲一定是又在思念过世的爷爷和奶奶。苦尽甘来，红木桌子随我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苏州。那些日子里，我伏在它上面复习数理化，努力追回失去的岁月。父亲垂垂老矣，对红木方桌依旧一往情深，经常跟我唠叨着一句老话，用原珠笔写字下面要垫块板，否则台面上会留下痕迹，不好看。桌子佑我成功，我也对得起它，回城的第二年，终于考上了大学，实现了多年的宿愿。如今，红木桌子安稳地放在我家卧室，几乎不派什么用场，像是博物馆里的藏品，大家都明白它是祖传的宝贝，不敢对它乱摸乱动。不过，它的苦难遭遇已很少有人提起。社会需要安定，动乱殃及一切，甚至连一张桌子也难逃颠沛流离的命运。“桌”犹如此，人何以堪！谁说不是呢？能不能够用，要能了望采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