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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运河从我们村口流过，河这边是河北唐山，河那边是天津宝坻，一排高大的杨树站着，有的还举着一两枚鸟窝。
现在架着一座小土桥的地方，几十年前，泊着两只破旧的小船，供来往的人通行。运河的水有些年干涸，有些年泛滥。干涸的时候，河床上种了玉米、大豆。是否能丰收，只是农家人的一场赌注。泛滥的时候，把岸边的老柳树、老杨树都揽在水中央。一群喜鹊站在树尖上往下看，河面上两个人影在撒网。
运河岸边的村庄挤着红瓦矮房子，那些年的某些个深夜，河水悄悄漫进村子。黎明时分，把后院的门推开，土地变成一面镜子，月亮和树映在其中。接着，一条鱼跃出水面，把镜子里的影子全部打碎。天再亮一些，看到爬在门槛上的三两只大小不一的螃蟹。水渐渐退去，露出带着潮腥气的土地，还有几只死鱼腐虾，或者几条螃蟹的腿。
河两岸的人世代交好，没有地域之分，河这边的小村庄，很多年前还是天津的地界，后来划归河北省。无论怎样划分，对于河两岸的人来说，一样的走动。即便桥被淹没的那些年，人们依然泛了舟，该嫁的嫁，该娶的娶。河边的摆渡人手里拿了红包，嘴里已经喝上了喜酒。坐在船上，年轻人早抢去了橹，他落得个轻松自在。
我的婆婆就是这样娶来的。结婚之后，这一家人更是成了蓟运河上的常客。
受过的罪自然不用说，雨天，土桥上和了泥。两个自行车上载着大小三个孩子，死死扶好，生怕一不小心掉到河里去。所以，公公、婆婆早早就教他们识水性，不做旱鸭子。
婆婆奶记忆最深的还是她小时候的事情，家里穷，整村人都出去要饭。日本人在河岸上架起了炮楼，完全把自己当成主人，从蓟运河里捕鱼，再架到火上烤，有时也把生鱼切成一片一片地吃。人们随时准备着战斗。后来，村子里还出了一位特别能打鬼子的将军。
日本鬼子走了，把蓟运河还回来，人们去河里扎网捞鱼。在炎热的夏天，常见全家人集体出动。渐渐，男人女人分离出来，像是赶赴盛会一样。原来是洗浴。男人们已经脱了上衣一个个“扑通通”跳进了水里，女人们脸上泛着红晕，头也不抬地领着孩子往前走，在远处两岸有树的地方，她们才停下来，慢慢下到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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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村落依着蓟运河，在村后能看到河水蜿蜒远去，河那岸是天津宝坻，时常看到有人在岸堤上放羊。地垄边停辆电动车，有人在地里正摆弄一个衣着时髦的稻草人。河里有船，发动机“轰隆隆”响着，船头一个男人拖拽着长长的网子。婆婆说，那不是我们村的，海爷不再打鱼以后，我们村就没有专门的捕鱼人了。海爷的船我见过，从河里拖回家，船底安的四个轮胎一直没有卸。船置在家门口，上边的铁开始生锈，木头也已经开裂，像是上了岸缺水的鱼。
海爷靠着蓟运河过活已经有好几十年。更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去河里捕鱼，尤其到夏天水涝期，鱼们成群从上游冲下来。有的鱼可能游得太累，靠在浅水湾的水草里休息，结果就变成了人们的食物，鱼贴饼子，鱼炖咸菜，都是上等的美味。海爷说，这河里的鱼虾至少也有四十种。
后来，村里人动起了发家致富的脑筋，开始兴办各种厂子，奔波于自家的生意。越是这样，人们越想念蓟运河里的鱼。在大伙都追求发财梦的时候，海爷却做了最后一个捕鱼人，并且把捕鱼当成了职业。
第一次卖鱼时，他把鱼装进自行车后座上的两个大筐里，心里充满忧虑，正犹豫着是到二十里地外的集上卖，还是到三十里地外的集上卖。结果一进村，就被人拦下，还没出村子，两筐鱼就卖光了。
从那以后，他捕完鱼，一进村，吆喝一声“约鱼勒！”人们就从家里拿了小盆子出来。一杆红木秤总是高高扬着，别人把钱塞给他，他还有些过意不去，又给人舀上一大勺小鱼。
我跟着婆婆去看他卖鱼，人们排好了队，有人挑筐里大个的鲫鱼，他却拦了下来，说村西谁谁家未过门的媳妇要来，孩子娶亲是大事，应当把大鱼让给他们家。我正佩服海爷的周到时，他却从车把上取下一个罐头瓶，半瓶水晃晃悠悠，里边游动着几条麦穗鱼，他递给婆婆说，给从城里回来的大孙子玩吧。
几十年过去了，海爷一直坚持早早骑着车子去河里下网，到村里人的烟囱都冒起青烟，他便回来，赶上人们白天食用。他每天捕的鱼不多，也不少，从不会因为谁家有红白喜事而大批量捕鱼。遇到这样的情况，他甚至向人介绍别的村搞渔塘养殖的人。人们叹他做人死板，他却笑着不搭话。即便在人力成本猛涨、厂子里上一天班能挣二三百的时候，他还是保持这样的节奏。我那天静静看着蓟运河的水，它流动地极为缓慢，甚至会让你以为它是静止的，可它硬是以这样的速度最终汇入大海。我忽然觉得，这河水跟海爷是多么的相像。
可海爷说，他不愿意再捞鱼了，他的腿已经得了严重的风湿。村里人不吃蓟运河里的鱼，胃里和心里好像少了什么似的。海爷作为村里人与蓟运河的脐带，终于断掉了，大家再也不能从他的嘴里得知今年哪种鱼繁殖得更多了。年轻人图新鲜，隔三岔五去扎次网，出来后把鱼分给大家。只有海爷不吃鱼，他常常蹲在家门口，盯着那条陪伴他多年的船。他大口大口地吐着烟圈，像离岸的鱼附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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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婆婆奶，她一生最钟爱的食物就是玉米面粥，外加小鱼咸菜。她一笑就露出红润的牙床和仅剩的一颗门牙。说起以前的事儿，她满头银发随着身子晃，好像一棵风里的芦苇。她说，我嫁到这村子里来，净织席了。村里张顺他奶奶看我一天能织出四个席子来，逢人就说，我从娘胎里就掌握了这门手艺。婆婆奶呵呵笑着，说，这倒不假。我娘家就在隔壁村，多少代的人都是以织席为生的。谁叫咱生在了“织席窝”呢。
“织席窝”是这一带的美称，这得益于蓟运河的岸边到处都有芦苇。成片的芦苇在长成以后，被村里人放倒，变成织席的材料。经过一道道工序，可以编织成不同花型的席子。村里的男人们把织成的席子收到一起，天不亮就跑出去寻求销路。在百十里地外，有倒卖席子的商人。他们能把各种席子一直销到外省去。
婆婆的娘家是河对岸的宝坻，当年介绍对象的时候，对方一说是“织席窝”，她父亲马上就眼亮了。说是嫁过去不仅能有好日子，还能学会织席，有门技艺，一辈子少饿肚子。婆婆是手脚利索的人，但在织席方面，依然不及婆婆奶。婆婆奶把压扁的芦苇湿上水，她的双手一碰芦苇，便会产生一种魔力。那么多年，没有人能在速度上超越她。在吃大锅饭的时代，婆婆奶是挣工分的一把好手，惹得多少人眼红。
织席挣的是辛苦钱，公公在一次用力推着碾子压芦苇的时候，忽然想到日子不能这样继续。他一个人顺着蓟运河畔的公路一直往前，后来又辗转跑到了东北。等他回来后，把前院的厢房改装成厂房，组织工人弄起了塑料厂。
后来，村里人也都纷纷走出去，各种厂子在村子里崛起。多是塑料厂和服装厂。经过一些时日，因为经营不善或者资金等多种问题，部分厂子纷纷倒闭，赔了钱的老板们倒也不灰心，去依旧运转的厂子里上班，不少挣钱，还落得轻松自在。
婆婆奶对当年织席的时光无比怀念，有一年，她迈着小脚跑到了运河边上，对着那片跟她一样白了头的芦苇，流露出渴盼的目光。我们只好割了一小捆回来。原本是给婆婆奶过手瘾的，结果公公、婆婆和婆婆奶三个老人忙得不亦乐乎。席子编成了，放在炕上，每个进屋的人都赞它好看，可婆婆奶却一直摇着头说，不好，不好！
似乎怕辜负了“织席窝”的美名，村里竟然还有人织席，其中一个是我丈夫的小学同学。他不但织席，也织苇帘。听说已经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还听说，这些产品竟然出口到了国外。
有段时间，我对这个村庄充满了兴趣，就像我刚嫁到这里来，他们四下询问我故乡山西的情况一样。我在他们的生活里不住探寻，给一个破了的碾子拍照，我从大路上走过，看见把四个孩子供成大学生的驮背老太，我仔细端详长在她背上的那个大疙瘩，还有她脸上永远浮着的淡淡的笑意。塑料厂里的设备轰隆响的时候，我坐在街巷里的石头上，听他们放大嗓门，讲飘散在村子上空的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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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千里之外我的故乡靠天吃饭的那片塬相比，蓟运河畔的这个村庄无疑是块宝地。它地处平原，不易出现大的洪涝，又因为蓟运河的滋养，有着丰富的地下水源。我出嫁那天，母亲和亲人们沿河进了村庄，多年 *** 旱煎熬的她，被这条河深深吸引。她忍不住摇下车窗，让从河面过来的风把眼泪吹干，终于确定我嫁到了一个好地方。
我并不是第一个外地媳妇，村子里早就有贵州、东北、广西、湖南等地的姑娘嫁进来，有的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其中两个听说是被人贩子带来的，婚后，也像这里其他女人一样学会了织席。因为邻里和善，生活相对富足，原本苦命的人顿时觉得幸运。多年前，经常可以看到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南方人在村里穿梭，那是她们的娘家人在这里常住。现在，她们的乡音早已经被磨平，取而代之的是满嘴的唐山口音。
这里不像我走过的别的农村那样，年轻人总渴望去外地打工。偶尔有出门打工的人，过不了多久就回来，在村子里，劳动强度虽然大些，但是一家人只要勤快，月入万元不算问题。他们守着三间大瓦房、一个小院，日子过得很满足。
在我们家，公公一天三顿喝着小酒，酒后便想起当年的得意来：他第一个在村里开起厂子，又第一个买了摩托车。那时骑着一辆摩托车从蓟运河桥上驶过，其引人注目的程度比现在的宝马还要胜出很多倍。但现在，他安于做一个快乐的老人，与婆婆一起在门口种一大片绿竹，在院子里植各样蔬菜和花。婆婆奶在太阳好的时候，用半拉葫芦做的瓢给它们喂水。公公热爱书法，常年蘸着水在地砖上书写。有时，从院子里的土路上经过，你会一脚踩进唐诗里。那些绿竹渐粗，上边也爬满了他的笔迹。
在大雪天，蓟运河已经上冻，大人们带着孩子去滑冰，玩爬犁。笑声似乎要穿透冰面，让河底的鱼听到。公公去得格外早，那时，天地一片苍茫，两鬓霜白的公公练完一套拳法之后，不断呼着热气。他手持一根枯竹，在河面的雪地里写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