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应该是“曾因酒醉鞭名马，唯恐情多累美人”。是为了表现一种张狂的态度。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多情累美人。”中，诗人深感以前走马章台，诗酒风流的生活已成过去，内心自深表自责，渴望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原文：钓台题壁 郁达夫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泰。
注释：
一、此诗为郁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一九三一年一月廿三日写于上海。原题为“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后收入《钓台的春昼》散文中。按，三一年一月左联五作家被捕，一个月后被杀。此诗戟刺时事，间抒中怀，最能表现郁达夫诗忧伤愤世的特点。尤其次联句，张狂之态毕出，而哀婉之情难掩，实为绝唱。篇末沉痛之中冷然有讥刺之态。
二、樽或作尊。
三、鸡鸣风雨：榷诗经》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海扬尘：用麻姑典故，东海扬尘喻世事变化无常。
四、义士：指鲁仲连义不帝秦事。 郁达夫后来把这首诗写入了他的名篇《钓台的春昼》。他的古体诗风格和技艺，近代以来无人能及。他周身洋溢着古代风流才子的旷世遗风，放荡不羁之大性情让人赞叹不已。此诗直指纷乱世事。压抑。放纵。张狂。无助。颓废。哀痛。愤怒。追问。实在绝唱。 鸡鸣风雨，语出《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昏暗不明），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里意无常社会现状。 海扬尘，典故出自葛洪《神仙传·麻姑传》。其“东海三为桑田”和“海中复扬尘也”，更成为后世著名的“沧海桑田”和“东海扬尘”典故的来源。 义士纷纷说帝秦，典故出自《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中，鲁仲连帮助完赵国后所说的话是：“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也说秦的霸业，让人不能去屈服。
解析：
诗的一开头，颇为真率。“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讲的是他在上海时，与友人们聚会，谈起时事，嗒然衔杯，再也不象过去那样嗜酒若命，开怀豪饮。所以这样，害怕的不是怕伤身体，而是怕平时佯狂面世的心态成了真的了。诗人那忧国忧民的心态顿时一览无余。在第二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中，诗人深感以前走马章台，诗酒风流的生活已成过去，内心自深表自责，渴望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对“美人”句，可参照《离骚》，乃是用“美人香草”喻祖国与贤者，包括***同奋斗者。
前几句犹如江河直下，气势恢宏。紧接第三联触及主题：“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愤怒地斥指日寇侵略势力，逐渐推向东南、上海，国民党却不积极抗日还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识误政策，使得人民苦难重重。佛家称“厄运”为“劫数”，此处泛指天灾人祸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出自《诗经》，在此比拟时局黑暗混乱，就是大海也会扬尘，暗指日寇在沿海、长江的侵入，民族矛盾在第一位了。诗的末联：“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坦言广大知识分子对局势担忧，采用“狂歌当哭”的方式，，是消极的无用的，以此来警醒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说帝秦”是典故，战国时，赵国鲁仲连去秦国坚持正义，反对强秦，为历代爱国者所激赏。诗人把这一典故反其意而用之，悲愤指明，象昔日义士鲁仲连那样的人物，如今亦去依附卖国贼蒋介石了，例如胡适、陈布雷、罗家伦等等，再一次呐喊，希望知识分子用正确的方式来救国救民。
诗人凭吊严子陵祠的同时，遥望西台，怀想起宋末元初，谢翱在西台恸哭文天祥的大都殉国，有感而吟出的：“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之句。面对幽美的七里滩山水，又吟：“江山如此无心赏，如此江山忍付人？”情绪激昂地呼喊，要国民看清形式：全民抗日不可避免，投降派蒋介石早已送了东北，其次是华北，他不攘外，偏要剿***内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对外。
纵读《钓台题壁》全诗，觉得语言凝炼，情韵双绝，确可称为现代著名的爱国诗篇。
此诗中名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历来为人传诵，前半句尚真实，名马不必着鞭而知奋蹄，鞭即后悔；后半句则是假设的真实——那其实不是怕情多而累及“美人”，也不必有此自信，却是着实的最怕累及自己。
此诗尤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一句为人津津乐道，常用来形容潇洒脱俗风流自赏的人物，著名的武侠小说巨匠古龙先生，就曾经在其小说《猎鹰赌局》中进行引用，也常常将此诗句用以自诩的对联。
作者：
郁达夫(1896.12.7~1945.8.29) 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发愤读书，成绩斐然。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