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
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
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
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
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螿鸣。
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
哀丝豪竹助剧饮，如钜野受黄河倾。
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
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
何当凯还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
这首长诗抒写爱国志士的壮怀与愤激，意气豪纵，笔致雄放，吐气如虹，沉著痛快，清方东树《昭昧詹言》甚至推许为陆游集中压卷之作。此诗作于淳熙元年(1174)，陆游正好是百年过半的五十岁，国仇未报而壮士垂老。这年的秋天，他罢任蜀州通判，重返成都，寓居于多福院，在佛寮僧廊的暮鼓晨钟声中炷香度日。这种投闲置散、髀肉复生的生活，对于不久前还在南郑军幕规划进取并亲自跃马射虎的陆游来说，无疑是会感到沮丧与难以忍受的。因此，他常常痛饮狂歌，借此将平生壮怀与心头积郁痛痛快快地倾吐出来。《长歌行》原是乐府旧题。其特点是句法自由灵活，可以纵横驰骤，开阖变化，任情抒写。这也是陆游向来所擅长的。这首《长歌行》工于发端，起笔犹如江出西陵，奔流直下，气概非凡。开头两句以安期生与李晟为例，将入海骑鲸与破敌收京列为人生两大快事，前者求仙，后者建功立业，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安期生传说为古代仙人，卖药东海边。秦始皇曾派人入海访求安期生，未至蓬莱山，遇风波而返。李晟是唐德宗时名将。兴元元年(784)，他率军从叛臣朱泚手中收复长安，迎德宗回京，因功封为西平郡王。陆游推重李晟，当然并不在于博功名与封侯王，而是在于“手枭逆贼清旧京”，这正是陆游一生追求的崇高人生目标。“金印”两句，从理想转入现实，自叹功业未就，年华垂老。“种种”是形容发衰且短。陆游这时年过半百，深怀“恐年岁之不我与”之忧。“金印煌煌”又与“白发种种”对比强烈。在全篇散行中，这两句特地写成对偶，除了奇偶杂出，其用意还在于用简练的手法概括其壮志未酬的半世生涯，而目前的现实却与生平的理想似乎愈离愈远了。“成都古寺”四句，即写当前景况，申明自己志在上马杀敌，并不甘心以诗人自限。“破贼手”而作“寒螿鸣”，这是作为爱国志士感到痛苦和无聊的。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三《读杜诗》云： “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杜甫的人生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陆游的人生目标是“手枭逆贼清旧京”，他们首先是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其次才是忠于自己理想的诗人，这是陆游与杜甫两人的相同之处。如果把陆游也“但作诗人看”，恐怕也是违反陆游的意愿了。“兴来”六句，则是写志士赋闲落寞之中的酒渴剧饮。“兴来买尽市桥酒”与“平时一滴不入口”两相对照，表明这次剧饮的非同寻常。“市桥”，在成都西南四里。李膺《益州记》谓“汉旧州市在桥南，故名。”桥头深渊中旧有石犀，后人于此建石牛寺。“如钜野受黄河倾”一句，完全是以散文句法入诗，破坏了七言句法的常规，用意是加强这次剧饮的豪放奇特的印象。钜野是古代的大泽，位于今山东钜野县东北。据《史记·河渠书》，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濮阳的瓠子决口，“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发卒十万塞之，无成。”说这次饮酒犹如钜野受到黄河洪流的倾泻，滔滔的黄河之水化成无穷无尽的美酒直注于胸，既有酒兴之狂，又有胸怀之大，可谓极其夸张。陆游当然没有这么大的酒量。诗中的这些描写，实际上是表明他怀志不伸的积愤既深且久，故借酒以浇胸中块垒，一舒郁闷;同时也显出他壮心不老，豪气如昔，犹能乘兴而作此惊人之举。这决不是酒徒之饮，而正是豪士之饮。诗中写的剧饮，就跳动着一颗壮士之心，因而意气飞扬，兴不可遏。这几句写得笔酣墨饱，兴会淋漓，使全篇增添了波澜，也增添了飞扬动荡之感。“国仇”两句，才点明本意，“宝剑有声”正反衬出壮士心中的不平之鸣。最后希望有一天能实现恢复，雄据秦汉故关的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县)，在大雪之夜欢宴胜利归来的远征将士，那时的狂欢痛饮将同现在的寂寞冷落完全不同了，或许比“手枭逆贼清旧京”更为人生之大快呢!
这首歌行充满浪漫情调，将陆游的满腹牢骚和一腔热血，在放声长歌中倾泻而出，热情奔放的语句中跳跃着作者飞扬激动的报国之心，悲而能壮，豪而能放，是陆游的七言歌行中有代表性的一首。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陆游的友人叶衡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陆游在贺启中极论恢复，甚至说到恢复之后“方将修未央、长乐之故宫，筑马邑、雁门之绝塞。兴植礼乐于僵仆之后，整齐法制于抢攘之余。威憺殊邻，玉辇受渭桥之谒;治偕邃古，金泥增岱岳之封。”完全回复到汉、唐之盛。陆游正是抱着这样的幻想，来期望王师北伐与恢复中原的。可惜诗末的这类期望，陆游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空，陆游的心情也愈益悲愤了。
放翁《长歌行》最善，虽未知与李、杜何如，要已突过元、白。集中似此亦不多见。(马星翼《东泉诗话》卷二)。
方植之(东树)以此诗为放翁压卷。吴北江曰： “放翁豪横处自臻绝诣。”(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