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女士走了，找钱钟书先生说话去了，这大概是这个世纪至今为止最浪漫的事情了。悼念也好，祝福也罢，杨季康先生如此盛名在外，离世之时也只不过换来一大部分人的“刻奇”而已，不过我想，这对早已知天命的夫妇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我不清楚关于他们的任何评价，也不关心岁月流淌在河床上留下的痕迹。我只知道，这对夫妇用思想和文字构建的世界是那么的奇妙和愉快。正如一个时代的结束总是以伟大人物谢世作为标志的，比如王国维在北京城的殉身，那就是经学的落幕，比如76年的大事，那也是时代的告别。但无论如何，总会有人作为时代的殿军提醒时间和总结过去。有清一代，到1912清帝逊位，学术之论何其繁盛，但是无论顾炎武，抑或戴东园，归根到底还是由梁启超进行总结。《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文只能梁任公作，旁人绝对不可，一无学识可支撑总结，二无时代之巨变体会。所谓学术总结，莫过于学术之争的总结，而学术之争，本质上便是思想之争，思想之争，那便是道统的争议。今文与古文，黄老与孔孟，纯儒与杂儒，理学和心学，汉学和宋学，乃至新文化运动，都是如此。而这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已经取得了胜利，其开创者如陈独秀、胡适、周树人等，开一代风气，于是读书的种子便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直到形成我们当今这样的文化。每次遇到有人说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华”，我都是不说话，大概就相当于一个标榜做出了永动机的民科非要在清华园开课一样，无法交流。而这总感觉，恰好用杨季康先生的名言来说，便是“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却想得太多。”这句话现在很火，很多人表示醍醐灌顶。如果我记得没错，初中课本上《论语》第二条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夫子三千年前说的，没人愿意去记，现在说自己醍醐灌顶，就算是诃佛骂祖的禅宗也不敢这么做啊。我们现在的文化石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是巨变之际的社会一定是百家争鸣，杨绛女士的伴侣，钱钟书先生却是学贯古今的人物。要知道，不是谁都能称得上学贯古今，我们看多了文人的自吹自擂，抛开名声，胡适先生只能说学贯中西，不能说学贯古今；章太炎先生便是国学大家，又不能称作学贯中西；周树人先生那是文起三代之衰，却难称一句国学大师。诸如种种，便是缺憾，但钱钟书先生恰恰好好学贯古今又颇得西方新思想。写《围城》可谓新文化运动的杰作，《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立意便有一种“长风几万里”的青霜，《宋诗选注》无需多言，《谈艺录》和《写在人生边上》可以同苦雨斋一争长短，六十岁之后创作的《管锥编》搁古代大概能开宗立派了。正是这样的人，所以眼高于天的刘文典才发出感慨，清华以后就看钱钟书的了。刘文典的轶事最出名的莫过于一脚踢翻蒋介石，然而他讲庄子可谓三百年最通透者，抗战之时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月下讲庄子尽得魏晋风流。据回忆录，刘文典极看不起新文化运动的诸位干将，一日日本飞机过来轰炸，教授们都纷纷躲避，刘文典身体不好跑不动路，突然看见沈从文也在跑，比他跑的还快，这气不打一处，开口便骂道“我研究庄子的跑就算了，你一个搞新文化的也跑，跑什么跑。”傲气可见一斑，而沈从文先生日后用他独有的笔调证明了自己，这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