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秦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撰写的。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因此，《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杂家”。据汉代人高诱《吕氏春秋序》说：“（秦）庄襄王以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为秦始皇帝。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其实吕不韦组织编写这部说理文集是为政治服务的，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进行舆论宣传。《察今》明确提出“先王之法不可得而法”的道理，说明必须“察今”不能泥古，立法必须顺应时变。法令制度应该随着客观形势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法令制度和客观形势的关系，就如同药物和疾病的关系一样。疾病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药物也应该随着疾病的变化而变换。如果药物不变，一定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同样道理，客观形势在变化，法令制度不变就一定会失去它的功用。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成药，也没有永远适用的法令制度。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事物的道理，是有现实意义的。
《吕氏春秋》一书里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历史文献和遗闻轶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许多单篇说理文的集合之作。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层层深入地论说，条理清楚，富有形象性。比如，楚国有个人坐船过江，不小心，剑从船上掉到水里去了，他马上在船上刻一个记号，并说：“这就是我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泊以后，就从船刻的记号那地方下水里去找剑。船走了剑不走，像这样找剑。不是糊涂吗？这则寓言讽刺不能因时制宜的迂腐。凝炼成“刻舟求剑”的成语典故流传至今。再如，在江边上，看见一个人正拎起一个小孩往江里扔，路过的人问这是为什么？那个人回答说：“这孩子他爹擅长游泳。”他爹擅长游泳，他儿子难道就擅长游泳吗？文章用这样的寓言故事譬喻泥古者，是多么的荒唐幼稚而可笑啊。至于《荡兵》、《顺说》篇中这样的喻亦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