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以王国维为最切中肯綮，有关的论述如下：
先秦文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上可分 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所以锡 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 人承之矣。”(《观堂集林》卷十)贯通夏商文化的不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主要的是贯穿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以原始宗教为主的。夏商文化以 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学是与此时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的。
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可以 相信，夏商时代已有较为完整的诗歌出现。如《楚辞》中一再提及的夏启时的《 九歌》，当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歌谣。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九歌》是夏启得自于“天”的，可以想见，古《九歌》与夏时的祭天活动有关，它应该是 祭祀歌谣。商代的诗歌如《诗经·商颂》五篇，是自商流传至周的，这些诗歌颂 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的。它们在述功和颂圣方面，很近于周之二《雅》，有较高的表现技巧。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这些卦爻辞 多采用谣谚的形式，若舍去其中的“占断辞”，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诗歌内容 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错落，灵活多样，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的特点。
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时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 誓》两篇，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这种地理观念夏人不可能有， 可以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记载夏启伐有扈事，文字简质，文义简单亦是后人所追记。商代出现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为《商书》。其中《盘庚》 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商书》中另 外四篇经过后人的润饰，已不是本来面貌。这些文章说明，巫史在政治、历史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周公“制礼作乐” 到孔子“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也就 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礼乐”的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或制度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 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这些礼仪 的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的文化改革家们正是通过这一“神道设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对 原始文化的突破。正如王国维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 一家之兴亡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种神 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殷商时期那种浓厚的巫术宗教色彩减少了。 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对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当神灵不再作为人们行为的动力，不再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时候，历史的意义就显 现出来了。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代，人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行为的根据和经验 教训。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地肩负着对现实的责任，所谓“史官文化” 也因此而成熟。《周书》中的“诰”、“誓”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了西周初年征 服商人的历史，反映了周初的社会关系和周人的政治理想。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而以鲁国之《春秋》为代表。现存鲁之《春秋》是经孔子修订的，它的基本 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 的选择、以寓褒贬，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然，孔子是通过修史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在春秋末年，还出现了《左传》和《国语》，此二书继承并发扬了《春 秋》的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 《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它记述史实，刻画形象，以极为高超的表现技巧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 国语》以记言为主，其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 文学成就虽略逊于《左传》，也为后世所推崇。
除了历史著作外，春秋时期一些杰出的文化巨匠还将目光直接投向现实社会 和人生，构建出种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说理散文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 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论语》是孔子门人对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热切的关怀，它所昭 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论语》文约旨博，言简意赅，极有韵 味。《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墨子》发展了文章的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老子》一书有见于社 会的混乱和罪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 判，直接导致了道家学派的成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该书散韵相间，自然变化，不拘一格。
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 特征，这一特点表现在各种文体之中，如《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 “书法”，即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诗经》以“比兴”为主要的艺术手段，再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一种含而不露、回环往复的效果。刘勰概括道： “《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 矣。”(《文心雕龙·宗经》)。这就是说《诗经》采用了比兴手法，文辞优美，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们的内心情怀。这种美学倾向为后代其他文体所宗尚，所 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文心雕龙·宗经》)。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 时代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 的关怀，著书立说，批评时弊，阐述政见，互相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各自从 不同的出发点，分别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和方面的影响而言，以道家的庄周、儒家的孟轲与荀卿、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最为重 要，他们虽主张各异，但都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
首先，他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等思 想。庄子的思想虽然较为玄虚，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更不 要说充满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纵横家了，他们看重的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手段。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也有所发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里 就很淡薄了，《孟子》谈论的更多的是现实问题，是“保民”，为社会设计一幅 理想的蓝图。正因为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现实意识，诸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深刻的认识与尖锐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士人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 的秩序，他们的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虽然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 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以 仁义蔑视君王的富贵，并以帝王师自居，因此行文极有气势，对待不称心的君王， 责骂为“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锋芒毕露，富有激情。《庄子》文章如行云流水，嬉笑怒骂，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无论是讽刺还是批判无不入木三分。纵横家也 都各具个性，有争强好胜的苏秦，也有狡诈善辩的张仪，还有洁身自好、却强济 弱的鲁仲连，等等。
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是百花齐放。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 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 不同的风貌。如庄子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嘲讽，表达玄妙精微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 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一种言 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救世 心切，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 《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而又饶有韵味。《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 长于铺排，其总体风格，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之。纵横家是战国时代最活 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积极参加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因此语言的力量对 他们显得无比的重要。他们充分运用了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 务使其语言具有煽动性。《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认识，所论“势”、 “法”、“术”，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他的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 入木三分，淋漓酣畅。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异彩。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处在宗国倾覆的前夕， 又身遭贬谪，报国无门，满腔愤懑，无可告诉，发为诗赋。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 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 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 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