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鲁迅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主要从悲剧意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及产生悲剧意识的作者的生活基础两方面来讨论，同时，谈谈他的小说的悲剧的社会深刻性。作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社会状况和鲁迅本人的生活基础是其小说悲剧意识产生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近现代的苦难历史，让中国社会整个都浸透了血和泪；而鲁迅童年时所遭遇的家庭变故，青年时的求学经历是促使他的思想转向悲怆的内核。其小说的悲剧意识有着深刻的社会性，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鲁迅小说，将鲁迅小说中的思想性理解得更透彻。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这话有些道理。我们的古文学中，能称得上真正悲剧的作品的确难找。所谓真正的悲剧，指的就如古希腊埃斯库洛斯所写的那样的悲剧，就如《俄底浦斯王》那样的悲剧，就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那样的悲剧，有着深刻的悲剧性，且悲得很彻底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古文学中的确很难找到。我们的先人们好像不怎么喜欢悲剧，总想往着美好，一些称得上悲剧的作品又往往被缀上个喜剧结尾，给予了读者、观众一个心理上的满足，否则，让观众眼泪汪汪、心情沉重地走出剧场，他们是不干的。古文学中，很具悲剧性的作品恐怕要算汤显祖的《牡丹亭》，据说汤显祖在写这剧本时，躲在柴房中大哭了三天三夜，就如巴尔扎克哭他的高老头一样；又有一演员在演唱《牡丹亭》时，由于悲伤过度，竟当场死在了舞台上；有一痴情女子读了《牡丹亭》后情不自禁，写道：“冷雨敲窗不忍听，挑灯再看牡丹亭。世上也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可见这作品是多么的让人悲伤了，可这部堪称中国第一悲剧的作品却依然在其结尾安排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其它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总让人觉得悲得不彻底，悲得不过瘾。
鲁迅</st1:PersonName>先生对悲剧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他认为悲剧是“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固然让我们满足，悲剧却更让人深思；喜剧让我们向往人生的美好，悲剧却让我们直面人生的苦难。生活中有喜剧，但人生也绝不少上演悲剧。我们说鲁迅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真正悲剧，绝不是从他的作品能赚取读者多少眼泪这个角度来说的，如果把获得眼泪的多少作为评定悲剧的标准，那么鲁迅小说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悲剧的；只有那早些年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近来的《母亲快乐》才能堪称“催泪弹”似的悲剧。但是从悲剧的社会深刻性上说，这两部电影是根本没法与鲁迅小说相比的。我们常说，鲁迅小说是“含泪的笑”，这个评价恰如其分的道出了鲁迅小说的悲剧特点。“笑”是其小说的外在形式特色，“含泪”才是“笑”的实质；“笑”是第一反应，“含泪”是深思后的结果。鲁迅小说以其“笑”的外衣遮盖其“含泪”的内核。所以说，鲁迅小说的实质是悲剧性的，而且有很深刻的悲剧性。如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奠定了其小说悲剧的基调，其它的如《阿<SPAN lang=EN-US>Q</SPAN>正传》、《孔乙己》、《祝福》、《药》、《伤逝》、《奔月》、《铸剑》、《出关》等等，哪一篇不是浸透着泪水的悲剧呢？
任何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的会打上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的烙印，即便是反映上一时代的事，也不可能没有本时代的影子在里面，所以探讨一个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形成特点，就不能不说到作者所生活的社会背景。鲁迅小说是在我国近现代社会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小说自然深受时代的影响，形成其小说悲剧意识肯定也就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我们的民族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战火洗礼。就是到鲁迅生活的年代，我们也已经遭受了七八十年的战争灾难了，长年的被动挨找受欺凌的遭遇，让中国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浸透着泪水，中国人的心里早就是饱和的血与泪了，在血与泪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又有几个没有悲伤的往事，可以说，悲剧性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中的东西。
由此可见，鲁迅的弃医从文，是想改变国民的冷漠麻木，而且是怀着一种忧思忧愤的心情的。这就注定了他的文章不可避免的会带上一种深重的悲剧气氛。而这种悲剧气氛，显然是时代赋予的，是那苦难深重的近现代社会赋予的。
鲁迅早期的思想特点，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家庭由小康一下子坠入困顿，小小年纪便尝尽世间冷暖；投异地、走异路，出国寻求新思想；几次改变梦想，确立文学救国的理想……这一系列的经历对他早期的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家庭的变故，让他感受到世情的凉薄、普通人的冷漠；在国外目睹中国人的受歧视，又使他燃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让他痛心疾首，决心改造国民性；进化论对他的影响，又让他始终对前途抱着希望……他的梦想几次改变，但都不脱救国救民的核心。一方面是积弱的国家现实，一方面是国民的愚昧和麻木，促使鲁迅不得不以一种悲怆的心情来展现这个现实，以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情怀来鞭策国人，这自然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带上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
探求国民性，是鲁迅毕生做着的事业。国民性问题一直是鲁迅所痛心疾首思考的问题，并以此为轴心建构了他极富有历史启示的小说世界。在造成历代相沿的悲剧性命运的诸多因素中凸现文化因素对于人们心灵的扭曲和扼杀，是《呐喊》、《彷徨》创作的基本着眼点。在他的小说中，尽管对赵太爷、鲁四老爷、四铬先生和七大人等食人谱系中的成员施行了分寸得当的挞伐，并不惜挤出他们潜意识中的卑鄙来公开展览；但更多地还是着眼于对愚弱国民的严峻剖析。尤为残酷的现实是，像祥林嫂、阿<SPAN lang=EN-US>Q</SPAN>等被人吞噬的对象都无时不在自食，更有柳妈一类的人在被食时同时也在食人！这种景象早在鲁迅新小说的发轫之作《狂人日记》中就已有所表现，并显然被作者有意强调过了。“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
鲁迅要揭示的是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在他看来，群众，永远是示众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他要以他尖锐的笔，揭出隐藏于国人灵魂中的丑恶，引起启蒙者、社会改革家的注意，以便改变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