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散文中，山水游记是一种比较晚出的文学样式，并不始于柳宗元。这种放射着奇光异彩的文学体裁，传到柳宗元手中，由于他的创作实践，才使这种文学体裁臻于完善，使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支耀眼夺目的奇葩。
01 中国山水游记的发展源流从文学发展的源流来看，我国山水游记的产生，可溯源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是一部给前人地理志《水经》(作者待考)作注释的地理著作，但很有文学价值。郦道元在《水经注》里比较详细地记载和描述了长江、黄河流域的山水景物、风土人情以及神话传说等等，是我国山水游记的先声。
还应提及的是，在这前后，还有人用书信体描绘祖国的壮丽山河，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所有这些，都可看作山水游记的先导，但不是“正体”。
尽管如此，但它们对后世的游记散文以直接影响，特别是《水经注》。清人卢元昌曾说：
“公(柳宗元)小记，大略得力于《水经注》。”
比他稍后一点的爱新觉罗·弘历也称《永州八记》“绝似《水经注》文字”。甚至杨慎还说：
“柳子厚《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替若空游无所依’，此语本之郦道元《水经注》‘禄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
可见《水经注》对柳文影响之深。一种文学体裁，在它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最易向同类体裁借鉴，但也不能不受到其它体裁的影响。正因为这个原因，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也不能不受到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所以说，他把郦道元以来的山水记的传统和陶渊明、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的传统完美地结合起来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
02 柳宗元为何能将山水游记发扬光大？虽然柳宗元在山水游记发展完善过程中有卓越的贡献，并把它推向高峰，使其成为文学领域中受人重视的一种文学体裁，但还不能说这种文学体裁就是由他完成的。因为他的同代前辈元结的《右溪记》，一向被人认为是成熟的游记散文。
元结的《右溪记》虽然短小，不到150字，但已初具山水游记的格局。它已不是纯客观的描写，或单纯的记物，而已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达到了托物言志的主客观的统一。
如果我们把元结《右溪记》的结尾跟柳宗元《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石渠记》中的有关改造山水风景的文字对照起来看，也就不难发现柳文受元文影响的脉络，如曰：
“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右溪记》
“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钴鉧潭记》
“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盈。”《石渠记》
一言以蔽之，柳宗元吸收了前代人的营养，在元结创立的基础上，把山水游记这种文学体裁完善化、创新化，使它成为文学园地上的一座奇峰。
从创作题材上说，山水游记得力于少水风景。有非凡的胜景，才能吸引游客；有饱尝山态水容的经历，才能给游记创作提供足够的题材。
柳宗元所写的山水游记约有二十多篇，全是在贬谪后写的，其中十之八九又写在永州，这自然与永州、柳州的“幽丽奇处”是分不开的。王鏊就评价说：
“吾读子厚集，尤爱山水诸记，而在永州为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
翻阅柳文，柳宗元自己也不只一次地说永之山水“最善”，这都说明永、柳“景态之奇”引出了作者的“游赏之趣”，才使他有可能写出漫游山水、搜奇探胜的游记。
从创作思想上讲，铆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后，“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政治上很失意，心情很痛苦。司马又是个闲职，无权无事。因此，除致力于学习创作之外，即“自肆于山水间”。用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话说就是：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也提到“闷即出游”。从表面上看，柳宗元徜徉山水间完全是为了消愁解闷，但愁闷并不因此就被排遣了。即使受到自然美景的感染有一时超脱，那也是暂时的，过后还是愤懑郁结，不可开绞；或者由于受山川之美的感召，对人间丑恶的东西更加厌恶，心情更加抑郁。这就像大诗人李白说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柳宗元心中的不平不会遗弃了山水间，定是要发泄出来的。写山水游记，也是柳宗元鸣不平的一种形式。而这种不平正好增强了柳文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色彩。
可见，前代文人的山水记和山水诗给柳宗元以创作上的借鉴，永州的山水给他以丰富的创作题材，被贬后的愤懑给他以创作的动力，致使他以大量的创作，把我国文学史上的山水游记推向一个高峰。
03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思想内容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他的创作态度又十分谨慎；“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柳宗元的这种主张和创作态度贯穿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里，写游记也是这样。
山水散文有它的特点，所以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也不能跟其它散文雷同。好的山水游记，绝不是作者对自然美的直观摹写，而必然渗透着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好的山水游记，读者所感到的也绝不是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异态，而首先是不同作家的不同性格和不同遭遇。
不同的作家，即使同游某一名山胜水，也必然由于他们经历不同，情怀不同，目之所触，情之所依，神之所往，笔之所记，也就必解各不相同。柳宗元谪居永州，一方面为“最善”的山水风景所吸引，想借此派遣胸中的积愤；一方面心情又极度痛苦，无法收敛。在收不能，泄又不是的矛盾中，只好在山水游记中曲折地反映出对现实的不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情于景，触景生情或情景交融。
历代的游记，本来就是或记实景，或寓情于景，或借景生论，或考据名胜古迹，各具有特色的。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就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反映了他横遭压抑的身世之感的。他在《愚溪诗序》中说：
“愚溪……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
这不是明明白白地道出自己和自己的文章“善鉴万类”而无所避吗？通览柳宗元的作品，被贬永州后，思想性更强，写作技巧更加纯熟。我将依据《永州八记》，说说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寓意，即它的思想内容。这些篇章正是在摹写永州“幽丽奇处”的同时，反映出了柳宗元在政治上备受压抑的极度苦恼心情的。
他被贬永州后，虽自称“与囚徒为朋”，但又对“行则若带缠索，处则若关桎梏”的处境愤愤不平。既想借游山泛水开释内心的积郁，但又不能忘公。所以在山水游记里，作者忽喜忽忧，感情瞬息万变，随物而迁。如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写：
“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
这是写他完全陶醉在山色美景之中。作者的这种快乐，有时使他竟然忘乎所以，完全跟周围的景物融合在一起。但是使他快乐的幽雅胜景，又会使他感到凄凉寂寞，而要当即离去。这种在表面上看来相互矛盾的喜忧无常的表现，正好以不同形式揭示出了他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有时以抒情的笔调自然“流”出来，有时用议论的形式直接“泄”出来。这是其一。
柳宗元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也有才于，参政后力求改革时弊，也有政绩，贬斥后自然产生一种怀才不遇的情怀。他的这种情怀，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山水游记里。
他在山水游记里不只一次地提到“弃地”：永州钴鉧潭西有“唐氏弃地”，永州龙兴寺东丘有“弃地)，柳州城南门外也有“弃地”。柳宗元如此热衷地描写“弃地”是有他的用意的——以“弃地比迁客”。
如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描写的“弃地”，虽然被世人遗弃，但并不因“弃是州”而自暴自弃，或自惭形秽，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它正像“弃地’的众石一样，生气勃勃，不甘落后。“弃地”如此美好，且有生气，理应受到世人的爱怜，但“连岁不能售”，遭到如此冷遇，这不就是作者以“弃地”自况吗？正因为作者与“弃地”有相同的遭遇，所以“弃地”虽不为世人重视，却与作者契合如一：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这简直使他达到羽化的境界。不仅如此，他在篇末还借题生仪，大发感慨，先对“弃地”不能致身于沣、镐、杜等繁华之地表示痛惜，反过来又对它能受到游者的喜爱而表示祝贺，而自己遭贬斥却终身不遇。这是二。
柳宗元在山水游记中写的都是名山胜水，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总觉得自然美有不足的地方。他认为“造物者”不“判清浊”，不能使万物都“效奇于兹地”，“非人力”是不行的。因此，在他的游记里，很多地方都记述了他对自然风景的改造，仅《永州八记》就有四篇在这方面有记述。
这些自然景物，经他改造后，确实犹如锦上添花，显得更加瑰丽多姿，令人陶醉。他的改造不外两方面：一方面是“扫陈叶、排腐木”，“铲除秽草，伐取恶木”，等把妨碍美景的丑类尽皆剪除；一方面“崇其台，延其槛”，“作栋宇”，“立游亭”，“树以竹箭松怪桂柏衫”等使它显得更美。
柳宗元的这种择恶取美、改造自然风景的美好愿望和作法，不能说与他不满时政、力图改革的思想没有关系。联系他参与的“永贞改革”和他在柳州的政绩，就不难看出他的寓意。柳宗元的这种寓改革于山水游记的思想，在《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里写得更显豁。永州本来“号为秽墟”：
“有石焉，翁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茂竹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树。”
经韦公改造后，变成了“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而成了另外一番世界。韦公对“天作地生”的风景感到不满而力求改造的作法，正是柳宗元在其它游记中反映的思想。自然界的不合理现象要改造，人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也要改造，柳宗元总是把这两方面的改造或隐或现地、或曲说或直说地告诉读者。这是三。
人们常把好的山水游记比作一幅丰彩多姿、千奇百态的山水画卷，这自然是由于作者的妙笔或白描，或着丹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大好河山的一角，揭示了大自然的美。但即使是拟山范水之作，也不能不透露出作者的情怀和志趣，使读者或隐或现地看到作者的影子。就思想内容而言，柳宗元在山水游记中融汇了自己横遭身世之感，让人读来不胜唏嘘。
另外，柳宗元的身世和生活经历使他形成一种寂寞、孤愤、高洁傲物的个性。他的这种个性，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的山水散文中，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明人王世贞对此评价说：
“永州诸记，峭拔紧洁，其小语之冠也。”
用“峭拔紧洁”四个字概括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风格极为妥贴。这四字正好体现了柳宗元贬斥后在人格上的超逸孤愤和高洁傲物。因此，他写山高出天外；写水“荡激益暴”，受阻后不甘屈服；写石，一个个“突怒惬骞负土而出争为奇状”，不愿埋没，不甘落后。
就是柳宗元笔下的一渠、一涧、一渴、一潭，虽都各具特色，但也表现出了这种风格。他写的“石渠”，不仅狭窄，而且水流微弱，碰大石，不是激起巨浪，而是“状出其下”，给人一种受压抑的感觉。他写的“石涧”，虽然流水“倍石渠三之”，畅迅无阻，且有美妙的石底，但他却反问道：
“古之人其有一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
从而透露出一种孤独之感。
他写“沟”，风景清丽幽雅，妙境无穷，但他却说：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洲。”
作者在这里对美好事物被遗弃、被埋没的同情，难道不是一种自伤于物的身世之感吗？他写的“潭”，形象生动逼真，犹如一怀山水画卷，潭水幽寂沽冷，与作者契合无间，但作者却写道：
“孰使子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此潭也钦？”
表面上看来作者“乐居夷”，但实际上是一种哀怨的牢骚话。这些都是柳宗元山水散文艺术风格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