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网络”的“文化散论”有一位网友“计划种植人类” 先生从古代的“文” 与“笔” 的区分追溯余秋雨所谓“大文化散文” 的来源，很有见地。的确，余秋雨学问上的不足与学风的浮华，使他在学术品格上陷入了困境。由于他的纰漏实在太多，除目前批评者所谈的那些外，学术专著中也是随处可见，一路读来，真如骨鲠在喉。但似乎也不宜多谈，一谈，崇拜余的年轻朋友就认为是纯粹找他们余老师的麻烦，是出于“嫉妒”的心理作祟。而搞学术的专业研究者或许会认为这是徒费笔墨，浪费生命。但《笛声何处》是“戏剧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本行，又是他的一本普及性的学术著作，被他本人和有关媒体赞扬为高水准的书，这里不妨略举一例看看：
余秋雨先生在这部书的开始，就以王国维与胡适两位文化学者为批评对象。他指责九十年前的王国维对元曲评价太高，是以元杂剧为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心”，而没有给昆曲以最高地位。又批评胡适持“文化进化论”，肯定了花部的替代式微了的昆曲，因而使现代许多人“把平剧（京剧）视为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并把这个观念输向国际社会”。于是余秋雨提出只有昆曲才是“中国传统戏剧学上的最高范型”、“中国戏剧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剧种可以与之比肩”。接下来，余先生就将昆曲为什么如此“高”的理由，归结于从来没有一种戏曲能够像昆曲这样吸引“上层文化的高浓度投入”，而“昆曲，是世俗艺术中吸纳上层文化最多的一个门类”。其直接原因，就是昆曲作者的文化水平比元曲作家高。他说，“如果北杂剧的创作队伍与昆曲的创作队伍做一个整体性的比较就会发现，昆曲创作队伍里高文化等级的人要多得多。大致说来，北杂剧创作队伍中的骨干和代表性人物是士大夫中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而昆曲创作队伍中的骨干和代表性人物是士大夫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元代杂剧作家中有进士及第的极为罕见，而明仅以进士及第而做官的剧作家多达二十八位”。
这二十八位的统计数字，精确与否且不论。首先，研究中国戏剧史，能不能将元杂剧、昆曲、花部诸剧种（以京剧为代表）进行这样的“比较”，从得出在戏剧史上孰高孰低的结论？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存在不存在昆剧作者“文化等级”比元杂剧作家“文化等级”“高”，因而导致了的昆曲要“高”过元杂剧的事实？
我认为这是两个伪命题，充分显示了余秋雨在学问上的漏洞和思维上的武断。
首先，元曲与昆腔传奇，本是一条戏剧大江的中游与下游，本不存在所谓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先后发展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因为唐诗的作者多，留下的作品数量大，在语言和表现手法上更与我们现代接近，我们就可以认为唐诗高于楚辞，高于汉魏六朝，李白、杜甫比屈原、陶渊明、左太冲、《古诗十九首》更伟大？千古论文，没有这样的比较法，根本就不应该下这样的判断！文化上，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我们能造一个没有一二层楼的美轮美奂的“三层楼”吗？人类即使有了“永远也说不完”的莎士比亚，有了现代最辉煌灿烂的美国好莱坞大片，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嘲笑和贬低简朴、崇高的希腊悲剧，没有理由轻视欧洲中世纪城镇广场上最简单的通俗小戏！
其次，剧作者的“文化程度”能不能和余秋雨津津乐道的“中进士”直接挂钩，等同起来？尽管他也说：“科举等级当然不等于文化等级”，但他反复强调，昆曲是“上层文化的高浓度介入”，又说中进士的就是“高文化等级”，那布衣之士显然就是低文化等级，这个意思再清楚不过。这不是一种典型的势利之见又是什么呢？
自隋代设进士科以来，历经唐宋明清等朝代，科举固然出了大量的人才，但主要是管理国家的文官行政系统的人才。文学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文学才能决不是进士考试就能考出的，尤其在主要以经义和八股取士之后。
李白、杜甫都不是进士出身，辛弃疾率起义军南归，以功业立于南宋，与进士无关，所交当世豪俊，如朱熹、陈亮、陆游等等，没有一位因他为没中过进士而不尊敬佩服他的。姜夔始终是布衣，“文化”如何？在诗歌、长短句、音乐、书法上绝对是一流。林逋、晏几道(宰相之子)、贺铸、周邦彦、刘过、吴文英、周密、张炎等诗人词人，哪个中过进士？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金圣叹、洪升、孔尚任、蒲松龄这些伟大的文学天才，谁是进士出身？文学人才，公正地说，和中过进士与否实在关系不密切，进士中也出文学人才，尤其是传统的诗文创作中。而创作长篇小说或大量短篇小说，或一生以文学为职业的，那倒是以不中进士、不做官的人士，才能更有时间长期写作；另一面，正因为不做官，生活于社会的上下层之间，才能洞见政治利弊，民生疾苦，人情真伪，才能看透仕途官场的黑暗，而一心一意以“立言”为生命的归宿。
再说元剧作家为什么进士少？元统治者起自朔漠，入主中原后，不重视文化教育，搞民族歧视，对汉人存在深深的敌意与猜忌心理，长期不肯采用科举选士制度；地方上以不识汉字、不通汉文化的蒙古人、色目人为官，以汉人作吏。中国元代科举史实表明，元王朝虽然全国性的统治只有97年，但蒙古灭金早于灭南宋，原金国地区长达七十年未开科举，南方有四十多年未正式开科举，而写杂剧的大多是北方读书人，最后的一段时间又处于农民起义的大动乱年月，在这么长较和平的历史时期里没有常规的取士制度，你叫读书人哪儿去中进士？元代第一流的大戏剧家，今天从其剧本来看，哪个不是学富五车，淹通经史？《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以及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所谓“关郑白马”四大家，没有一位是进士，岂是偶然？认为元曲的地位、成就在昆曲之下，是由作者们的“文化水准”也即“进士很少”这个可笑的理由决定，这是余秋雨的“发现”。然而这个“发现”的庸俗、荒谬显而易见。这是满脑子院长、顾问、学历职称的余秋雨先生在学术上不自觉的流露。
这一点余先生远不及古人，古人有识者无不将科举看作入仕的敲门砖，它既是政治上的出路，也是养亲谋生之具，像余先生这样，将“进士及第”和学问文化等同起来，以《儒林外史》中人的口吻论戏曲遗产，这样的见解真是很少见！
由于上述缘故，明代传奇作家、昆曲作者，进士出身的，绝对人数多于元杂剧作家，是正常的。因为自明开国始，直至清易代，科举一直按期举行，从无像元代那样长期废置的情形。但也仍然有大量昆腔剧作家与“进士及第”无缘，如果说其中进士有二十八名的话，那他们仍然是极少数，其中没有中过进士的剧作家，将十倍、二十倍于此。如昆剧的第一位大剧作家，写《浣纱记》的梁辰鱼就不是进士，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与李玉两位也非进士。他们到底是余秋雨说的“高文化等级”还是“低文化等级”呢？
统计数字，在这里显然不能证明论点。归根结底，科举出身不是从事文学艺术创造的剧作家的文化水准的标志。
余秋雨先生的学术高论大多如是。至于他不赞扬王国维在1912年写成的《宋元戏曲考》这样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肯定王国维所说元杂剧“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样的大见识，反而将王国维以元曲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称为“一代之文学”，贬低为是“文学思维”，而不是“戏剧思维”，更是属于小鸡教训老鹰。王静安岂不知代杂剧是在勾栏、剧场里上演，而首先不是放在书斋里读的？恰恰相反，昆曲中倒是有不少骈俪典雅太过、而只属案头制作，没有剧场效果的作品，不知余先生读过没有？如何评价？
其实，昆曲作为元代南方诸声腔之一，后来发展成了一个剧种，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它上承元杂剧，下对花部诸腔，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元杂剧根本不存在谁重要、谁不重要、谁是“最高范型”、谁不是“最高范型”的问题。余先生的学风，一向是喜欢以开天辟地自居，这就必然要抹煞前贤，突出自己，故作惊人之论。事实上，自明清以来，昆曲作为一个艺术品种，作为一笔巨大的艺术遗产，总的来说，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谁也不敢无视昆曲。在余秋雨之前和同时，就有众多的对昆曲各个方面的研究著作。寡陋如我，也看了有几十家之多，包括昆曲发展史、音乐史、剧本史、剧场史、演出史、家乐戏班史、科班史、演员史、服装史、碑刻文物史等等，考证、研究、评论昆曲这一剧种和历史文化现象的著作，可谓多矣。戏剧史工作者对昆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完全不存在评价偏低的问题。可是余先生偏要哗众取宠，发明出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最高范型”说，实际上又只是势利之见。这样一部专论昆曲的“专著”，事实上除了文笔花哨外，什么发现与发明都谈不上，所能给予读者的，就是以上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创见”，其价值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