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所示:
《老王》是当代文学家杨绛于1984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文章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回忆了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段,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表达了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不幸者的关心、同情和尊重。
作者也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应不应该以人道主义精神来关心不幸者。这篇文章后被选入多种版本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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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的作品,语言平和冲淡却字字含情。《老王》更是一篇足以体现她“朴素本色”却“别致耐读”的语言风格的佳作。
《老王》创作于1984年,是一篇回忆性文章。相信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无不被悲苦不幸却善良真诚的老王深深打动。“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就用这样水波不兴的语言徐徐道来。
“我常坐”,起笔就与下文“乘客不愿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闲话中”也就向我们介绍出老王的基本状况。作者以非常集中的笔墨刻画老王的“苦”。
一是伶仃孤苦,“单干户”,“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二是谋生难,一只眼瞎,好眼也有病,别人先前“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也不是无端猜疑,“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半面肿胀、又青又紫”,但还有人嘲笑、污蔑他“大约年轻时不老实”。
“我”却让女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而且猜测老王眼瞎是因为“更深的不幸”。
这段叙述看起来平平淡淡,有些幽默和调侃的味道,其实却蕴含鲜明的对比,不仅写出了对老王的同情、关怀,为下文老王知恩图报作铺垫,更含蓄地流露出作者对以践踏弱者为乐的世风的厌恶和批判。接着作者介绍老王住所的荒破,再写其困窘。
“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谋生更加艰难,“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他才“可以凑合”维持生活。“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仿佛这样,“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
作者用幽默诙谐的叙述写来,粗读令人忍俊不禁,再读却不觉倍感心酸,仿佛看到了老王脸上满足的笑容,更看到文字背后杨绛微笑的面颊上一双盈盈的泪眼。
老王身患重病,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苦得不成人样的老王,还要挣扎着来到“我”家,作者着意刻画了他临终前的样子:瘦、僵。
“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这句是总写,用“直僵僵”活画出老王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样子,“镶嵌”更是用得特别,传神地刻画出老王清瘦、单薄、僵直,没有一丝活气。“直僵僵”在全文出现了3次,他像一具“僵尸”,“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
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直”字写他僵直、艰难的动作,两手却都拿着东西——瓶子里竟是香油,包裹里竟是鸡蛋,如此珍贵、易碎的东西!老王这一路该是如何走来?巨大的悲剧感压在读者心头,终于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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