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人生三路向》中说,人生有向外的,也有向内的。人生向外伸张,可逐步充实,不断扩展,但也有其局限。“生命自我之支撑点,并不在生命自身之内,而安放在生命自身之外,这就造成了这一种人生不可救药的致命伤”。而向内的人生,是转向人生的内部。“说也奇怪,你要向外,便有无限的外展开在你的面前。你若要向内,又有无穷的内展开在你的面前”。向外与向内都是无穷的,无个止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都有其局限。“向外的人生,不免要向外面物上用功夫。而向内的人生,则只求向自己内部心上用功夫。然而这里同样有一个基本的困难点,你若摆脱外面一切物,遗弃外面一切事,你便将觅不到你的心”。向外的局限是有可能受制于外物,向内的局限则可能找不到心灵。换个说法,人生有向前的,也有向后的。向外的人生多是向前的,向内的人生则多是向后的。但还有一种致力于当下的、现实的、眼前的。“儒家说性,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上求。他们亦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们不反对人追求爱,追求富。但他们也不想把人生的支撑点,偏向到外面去”。此种人生是要内外调和、心物交融、尽己之性。如此人生便是有福的,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
换个角度,钱穆在《人生三步骤》中认为人生的第一步骤是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其意义与价值是用来维持和保养人的生命存在。“直到今天科学发达,物质文明日新月异,我们的衣食住行同古代历史上的绝不相同了,但实际照我们人的生命立场讲来,衣还是衣,食还是食,住还是住,行还是行,在生活形式上古今虽有别,但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上,还只限于第一阶段。纵说在生活上有一些进步,仍只限于生命的维持与保养之手段上,还是差不多”。这是人的生活中比较接近自然的方面,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生命不只是表现在生活上,还另有表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专为吃饭,专为穿衣,专为住房子,专为行路的。我们应该除了衣食住行以外,另有我们人生的行为,兼及事业,此始是人生之主体所在。所以我们要求生活,要求衣食住行的满足,只需是最低限度的,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就够了。下面是我们的行为了,人生的第二步。此一部分却不能仅求其最低限度之满足,而应有其无限发展之期望”。生命的发展,不仅要有其职业,尤其表现在事业上。对古人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番作为。第三步是人生要有个归宿。“中国人讲人生的归宿在人性。天命之谓性”。合而言之,就是天性。人生,就要尽其天性。“所以我们做人第一要讲生活,这是物质文明。第二要讲行为与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文精神。第三最高的人生哲学要讲德性性命。德性性命是个人的,而同时亦是古今人类大群***同的。人生一切应归宿在此”。
钱穆在《人生的目的和自由》中说,人在求生存的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且因这许多目的而有其意义。“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自然的人生,以求生为目的,生老病死等,都是自然的安排。与自然的人生相对,还有人文的或文化的人生。“文化的人生,应便是人类从自然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人类的生活,许人于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之目的,并可有选择此等目的之自由,此为人类生活之两大特征,亦可说是人类生活之两大本质”。文化的人生,便是人类从自然的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而文艺之类,大都是表现此种人生及自由的。钱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文学》中说:“中国古人,使语言文学化,文学人情化。一切皆以人生之真情感为主,此即是中国文化精神。”历史重在人,文学也重在人。“中国人的人生,在文学中只如一首诗,唱了再唱,低徊反复,其实只是这几句话,只是这一颗心”。这颗心,便是文化的人生的综合。钱穆在《如何安放我们的心》中说,人心可以扩大,由己心走向他心,从而达成心的沟通。此心又可关联上下古今,因而当下心也是历史心与文化心。心的安放,是要放在道之内,或仁义之内。如此人心也就成了道心,即道义或仁义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