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机智——读李锐《旧址》作者：李学英
写小说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这一直是我的观点。我知道这很偏激，会激怒一些人，连我自己就是一个写诗歌和散文的人，但我依旧固执地这样以为。我把小说看得很神圣，把小说家看得很智慧。
在我的记忆里最早读的小说是七十年代我市著名作家迟松年与人合作写的反映北票矿工生活的《狂飙曲》，那时我十岁左右。
当时的印象是小说和政治，尤其是生活分不开的（现在想想我当时的思想还真了得，甚至成熟得有些可怕），这种烙印一直影响至今。工作后我搞了十二年的地方志和地方党史，朝阳许多历史人物和革命先烈及历史事件我都很熟悉，省党史研究室《党史纵横》主编高巨就鼓励过：“用小说的形式写写乌兰。”也曾有过这样的冲动，但都因为自己随着材料的深入而夭折，我利用地方史料写作的计划一次又一次地破产。
好在我还可以阅读。仔细地读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极力地推崇过《小说选刊》2002年第2期上黑龙江籍作家全勇先写的《妹妹》，这些都与地方志和地方党史有关。《妹妹》这篇小说就取材于抗联时八女投江中八女中的一位。地方史志被溶入小说是小说家的机智。实际上，机智有时就是一种角度，角度找好了，路就走通了，小说也就成功了。不仅仅小说，其他门类也需要机智。仅仅是因为小说，所以历史在这里被淡化着，但仍是一条线索引着情节随着故事的进程浓重。在浓重的氛围中，身心被清洗着，眼前的世界鲜亮起来，于是我又想起了本土。
朝阳的小说家邸玉超先生要出小说集，恳请未曾谋面的山西小说作家李锐为其作序。李锐热心，真的给作了。读过之后我就想读李锐的小说，于是有了这本1993年8月第一版，2001年4月第五次印刷的、发行量逾两万多册的《旧址》。可这位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以系列小说《厚土》享誉文坛的、曾获得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当今纯文学最后几个坚守者之一、瑞典著名汉学家看中的几个少数可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说：“这部《旧址》太浮躁，没有摆脱当时文坛的流行腔，于是今年有了《银城故事》。”在这里李锐从个人出发去追问了人类普遍的困境，他自认为《银城故事》远胜于《旧址》。《旧址》在1992年4月写毕，1992年的李锐借鉴了马尔克斯小说的创作手法，而我认为他的高明还在于他利用历史，利用历史编制小说，从此显示着他的机敏和智慧。
《旧址》中的银城虽然是虚构的城市，却是他家乡盐城四川自汞作为背景的块移动。深刻的血缘和精神的联系是家乡给予李锐最大的馈赠。《旧址》的时空交错着一个大家庭诸多人物的心灵轨迹，这些轨迹在他笔下走成可歌可泣色彩斑斓的人生旅程。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李氏家族各式人物中展现出社会的变迁。让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在“古双槐坊旧址”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地方志的研究成果。一个具体的中国人，谁也无法摆脱历史及历史的印痕，而李锐却很机智地运用地方特色为自己的文章增添色彩。谁不想让自己的家乡扬名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终于发现，他们所做过的一切，原来竟是造就了一个传说。那些所有的疾风暴雨，原不过是为这个传说平添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曲折。”书中的这段文字是不是他对这篇小说的诠释。书中的语言没有一点脂粉气，是那样从容高贵不可亵渎，而且在纯粹的语言描述中跳跃着纯真，闪烁着情感，辉映着时代，它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还把小说造就得如此完美和精致，它没有大块大块地宣染，因而小说显得干净利落。
李锐是个有韧性、耐力和纯正的小说家，他把一部仅二十万字的小说从冬写到冬，因而我可以在充满四季节奏和差别的小说中进行充分的冷静思考，为什么我不能？面对束手无策，李锐告诉我：“中国文人曾经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还是‘传统’之间周旋了一个多世纪。我们说这个文化不好，那个文化好。为此，我们锲而不舍，举出种种言之凿凿的论据，在对‘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奔波在一条环形跑道上。这个发现有些令人尴尬。”“在这个环形跑道上，也跑着我们这弄文学的一群。大家的体力、姿态各异，穿戴着的衣帽鞋袜也各异，心里怀着的目标还是各异。”“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在这条环形跑道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长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难辨的足迹，重重叠叠，模模糊糊，不分你我，无论先后。看着那足迹，我们只能知道，有许多人曾经走来，又有许多人曾经走去。”不管李锐怎样教训，我还是喜欢历史的厚重。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大都带有历史的痕迹，当然也有现代的痕迹，他们都好。但我只是喜欢历史，喜欢我做过的地方史志。在我内心深处不可抑制地敬仰能把地方史志带进小说的人。那样的小说耐读，那样的小说家机智，比如《旧址》，比如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