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例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问明许行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以见社会分工的必要；再进而论治天下之不可耕且为，列举尧、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声色俱厉，气盛言宜。又如“好辩”一章(《滕文公》下)历述唐虞三代以来一治一乱之故，而以辟杨、墨的邪说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孔子作《春秋》。又如“齐桓晋文”一间(《梁惠王》上)问齐宣王之所大欲，“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自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几乎和纵横策士抵掌而谈的风趣相仿佛。其次是善设机巧，引人入觳，先纵后擒，使人无法躲避。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齐王为何“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后，即紧接“王请度之”。但不待齐王回答，即又进而诘问：“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逼使齐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这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有时竟弄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和陈相辩论时，也用同样的方法逼使陈相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这样辩才无碍的学者，是颇有战国策士之风的。其次是常用譬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例如对梁惠王“民不加多”之问，以战为喻；对梁襄王“孰能一之”之问，以苗为喻；对齐宣王“不为”与“不能”之问，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及“为长者折枝”为喻等。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简单的、一般的，而是复杂的、多样的。举其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晋人有冯妇者”章(《尽心》下)；有正意喻意并列的，如“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叠互的，如“礼与食孰重”章(《告子》下)。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长(《公孙丑》上)、齐人乞墦(《离娄》下)。现举后者为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口间)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食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个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讽刺剧。全部内容包括五段情节：一、齐人对妻子的夸口；二、妻子的怀疑和妻妾的商议；三、妻子的追踪和真相的发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骂；五、“良人”无耻的得意的丑相。故事的每一情节，特别是后三段，描绘得异常生动。当然这是作者有意编造的，用来讽刺那些无耻的钻营富贵利达的人们，那个齐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墦的行径也就是一幕官场的现形。尖锐幽默，可谓已达极点。明人所撰的《东郭记》传奇和清蒲松龄的《东郭箫鼓儿词》就是以此为主要题材写出的封建时代官场的现形记。所以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
此外，《孟子》的文章语气极为逼真，如答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孙丑》上)叙校人欺子产说：“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万章》上)如此之类很多，大都接近口语，十分生动而有风趣。总之，《孟子》的散文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语录体，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孟子二章》（《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都体现出孟子雄辩地散文风格，因为他十分重视养“气”，文章纵横捭阖中体现浩然正气，多用排比、对偶等修辞和生动的例子印证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