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廉价卖书，亲自送书给普通工人，这是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诚恳推荐别人的书，多么地谦逊；那“微笑、点头”蕴含了先生对青年一代的信赖和希望……
这一面给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以“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鞭策自己，不断进步，时刻记住鲁迅先生和劳苦大众永远在一起的！
这一面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作者牢牢地记住了这难忘的“一面”。
在我看来，鲁迅是个明白人，太明白了，他对于历史、世道、人心都有极透彻的认识，想蒙他是门儿也没有。他从不犯幼稚病——无论“左”“右”。五千年的历史，任凭爱排场的学者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发达时代”、“中兴时代”的好题目，鲁迅有直截了当的说法：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太明白所谓“正史”有太多的遮掩、粉饰，他更喜欢看野史和杂记，更常常“推背”——所谓“正面文章反面看”。他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于是他不辞“尖刻”，不留情面，大笔一挥，揭穿堂皇华贵的麒麟皮，使其露出下面的马脚来。他揭示“二丑艺术”，发隐“帮闲法”，他区分着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他谈“堕民”，他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直指中国人的灵魂。他说：《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他太明白中国传统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以说他是深得传统的精髓。这只要看看他印《北平笺谱》就明白他于“古”嗜好之深；可是他告诉青年人少读或竟不读中国书，这不是故做偏激或随便的玩笑，实在是他自己“用许多痛苦换来的真话”。他于现实政治亦有清醒认识，他指出革命中的污血，他不大相信所谓“黄金世界”，他说：“我觉得仿佛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当标语、口号、公式化、概念化作品充斥左翼文艺时，鲁迅明白无疑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固然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宣传并不都是文艺。他很在乎艺术的准则。关于萧军要不要参加“左联”，他在信中写道：“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便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 以我所见，鲁迅关于历史文化的立论或者现实生存的抉择就从没有错过，这在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现实歧路纷纷的大动荡时代，是太不容易了。你只要想一想那时期有多少思潮、多少“主义”，真是乱花迷人眼啊，你只要想一想与鲁迅同时代的那些人物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堕落，你就会感到：鲁迅是太了不起了。被郭沫若的创造社讥为“封建余孽”，被周扬的“左联”指为跟不上形势，然而历史证明，那是他们幼稚。鲁迅进化的路径明明白白，有踏实的足迹可察，他不是风派，也不被各种好名头的“思潮”“主义”炫惑。他活得明白。而这“明白”的获得，不仅由于鲁迅具有强大的认识能力，更在于鲁迅做人做文始终正心诚意。
鲁迅是个有担当的人、仗义的人。任何时代都有些聪明人，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灵活调整身段儿，趋利避害，成为学究、雅人、官、帮闲、西崽……甚至黑暗的一部分，不痛不痒、全须全鳞地颐养天年。鲁迅与他们，道皆不同。面对着“非人间的浓黑”，鲁迅的姿态是“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是举起投枪，与黑暗捣乱。在女师大风潮中、在“三一八”惨案后，在柔石殷夫们被枪杀之后，我们看到了鲁迅是怎么做的。我们看到了鲁迅始终选择了站在弱小者一边。我们看到鲁迅自觉地肩负着民族使命，“我以我血荐轩辕”，与妨害中国人发展的一切人、一切思潮、一切劣根性做毫不妥协的斗争，倾注巨大热情，耗费毕生精力。须特别指出的是，鲁迅有这个能力来担当这项巨大使命，他干得风生水起，非常出色。即便他死后70年了，人们还在读他的书，还在纪念他。这说明我们今天还需要他、仰仗他。
所以说，鲁迅是个强人。他太牛了。他做什么成什么，小说，散文，杂文，旧体诗，哪一种文体他不是做到最好？他的学术著作，是胡适佩服的，他的书法，他的美术修养，他旧学的底子与新学视野，都在展现出大才子的风范。但“才子”的封号是罩不住鲁迅的。“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他不觉得有趣。因为他总不忘艺术殿堂之外“非人间”的存在。鲁迅是个战士，他好战善战。他打遍天下无敌手。他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嬉笑怒骂，百步穿杨，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读他骂人的那些文章，他战斗的姿态，酷毙了，令人神往。且不说什么陈西滢、梁实秋……高长虹说自己以生命付《莽原》了，鲁迅说我也没有拿《莽原》延年益寿；高长虹做诗自比太阳，说鲁迅是黑夜，吞没了月亮许广平，鲁迅说我是黑夜，当然要月亮了，还做什么诗，真是呆得可以！随后还兴味盎然地做小说《奔月》。有一位“以脚报国”的女士在《申报》上写文章，叙述她在国外以自己的天足“踢破”外国人关于中国女人都是小脚的说法。鲁迅说，为面子起见，用权术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回国居然写了文章，就好像扮关公的演员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而文章还居然发表出来，就简直是提了青龙偃月刀一路锵锵锵唱回自己家里来了。难道真忘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足，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足的？还是以为中国人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穿了高跟鞋了呢？是宣传还是做戏？
所以读鲁迅感觉超爽。你会觉得他特明白，特智慧，一剑封喉、直截了当，又妙趣横生、妖娆多姿。他谈魏晋风度及药和酒，他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他的搞笑版老子出关、伯夷叔齐的采薇……《故事新编》写得太好玩了。但他又不是趣味主义，他的幽默也当然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和他相比，林语堂的幽默太饶舌，不够爽利；老舍的幽默比较表面化，含义太浅……后辈作家中，只有聂绀弩和王小波似乎得了他的真传。他的“恐怖片”似的《铸剑》，当属于他作品的另一序列，那里排列着《狂人日记》、《祝福》、《野草》的大部分篇什、《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他杂文集的某些前言和后记……还有“我一个都不饶恕”的《死》，这序列集结着最黑的黑暗和他最深的绝望与虚无，“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样的文字，爽在酷烈，决绝，快意恩仇。还有一类文字是意气风发、汪洋恣肆的，比如“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比如，“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着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密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一类《热风》文字，飞流直下三千尺，也很爽。
鲁迅是个超爽的现代人。他面对西方文明，自信满满的，他没有弱国子民的或自卑或自大的扭曲心态；他有他的“拿来主义”主张，他鄙视“孱头”、“昏蛋”、“废物”，也讨厌“西崽”。他饱读诗书，在旧学里浸渍很深，却没有方巾气、士大夫气、冬烘气，也许中了些庄周韩非子的毒吧？却时时自我警醒、努力摆脱；他没有腐儒的酸气，他不欣赏吐半口血、恹恹地由丫鬟扶到阶前看海棠花那种腻歪“情调”。而这未及进化的“尾巴”，其实拖在那时代许多留过洋的新文化人物的身后呢。不信，你把鲁迅和郁达夫的旧体诗拿来一并读读。而你也许想不到，那个五四猛将刘半农，原来笔名“伴侬”、很有些“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香艳思想呢……而对女人的态度更像试金石——多少新人物，为文做诗一旦涉及到女人，就情不自尽地轻佻起来，散发出旧文人的酸腐气！不信你看看许多作家的情书，再看看《两地书》，再联系他们的婚恋生活。鲁迅不是这样，他有非常现代的妇女观，他尊重女性，因而他的人性完满。他写《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女人未必多说谎》……他关于女人的母性、女儿性与妻性的探讨，他塑造祥林嫂与子君，让人们看到中国妇女的悲惨境遇，他温暖的目光，含着希望与隐忧，追随着子君们离家出走后的背影。
鲁迅心中有爱。他自己就说过：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我总记得《伤逝》中那一幕，在涓生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之后，鲁迅写道——沉默，子君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祥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目光”。在这细致入微的描写中，我触到了中国作家最温柔的软心儿。萧红有一次问他：你对青年人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他想了想说：是母性的。读他给许广平的信，给“二萧”的信、给曹白等青年木刻家的信，读他为刘和珍、柔石、殷夫、韦素园写的悼文，就会明白青年人何以热爱他，何以发誓继承他的遗志，并且“承继他的敌人”。而鲁迅对待老友故旧，不论是一生交好的许寿裳，还是被杀的李大钊、后来疏远的刘半农，他持之以故，皆有深情。更不必说对待他的知己瞿秋白，鲁迅临死前抱病在看的就是亡友的遗著《海上述林》的校样。有两篇文章我反复读过，一是《忆刘半农君》，写得爱憎分明而又情深意长，而“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类似的还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那是写他的老师的，那回护与遗憾也有做弟子的分寸。这两篇文章都不足两千字，可学的东西却是太多了，无论是在为人处世方面还在是作文方面。鲁迅有爱，有大爱，像地火运行在他冷嘲、恶骂、横眉冷对的时候。有人评说鲁迅“冷静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我以为那是在说鲁迅没有虚热、发昏的时候。茅盾的《子夜》、钱钟书的《围城》倒是冷静的，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家》也真是热情的，但鲁迅的冷不是那种冷法儿，热也不是那种热法儿。
三
在所有那些关于鲁迅的回忆中，我喜欢看马珏、萧红和曹白的。马珏是个小孩，曹白也不过22岁，因为年幼“无知”，他们童言无忌，也就没有“视障”，眼睛就像摄像机，比较自然主义；而萧红与鲁迅一家人有长期的近距离接触，特别是她女作家的细腻笔致和女性独特的视角，使得我们知道更多细节，特别是关于日常家居的鲁迅。
见鲁迅前，马珏从他的书里得来些印象：写文章跟小孩子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你不好，他就用笔墨来骂你一场。她想象中的鲁迅是个小孩似的老头，人也很漂亮。等到在父亲的客厅见到了鲁迅，原来竟是个老头似的老头儿，瘦瘦的，脸也不漂亮，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手里老拿着烟，好像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吃东西牙也不受什么使唤，嚼起来很费劲。而挂在衣架上的灰毡帽，带子一丝丝的，因为挂得高，是她踮着脚才看清，是破得一丝一丝的。
这画像摄于1926年。
而曹白记下了与鲁迅的谈话——此前他把“检查老爷”不许展出的鲁迅木刻像寄给鲁迅。鲁迅回信说：“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与挣扎。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这次是在1936年10月8日，鲁迅逝世前两周，抱病参观青年木刻展。他兴致很高，“说起话来比健康人还起劲，还爽利”。
当然我最喜欢看的还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喜欢；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脚就伸了出去，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鲁迅先生生气，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威严极了；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他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有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鲁迅先生待客的香烟是贵的，自己吸的是便宜的一种。“二萧”第一次到鲁迅家，谈了许多伪满洲的事情，夜很深了，鲁迅毫不疲倦，不肯到躺椅里歇息，中间还上楼加了一件皮袍，接着听这从伪满洲逃出的两个小奴隶倾诉；还非要冒雨送他们到大门外，并指着一个“茶”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萧红写道：我想他为什么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吗？看完夜场电影，只叫到一部车子，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车先走了。鲁迅先生坐在沿苏州河的石围上，悠然的吸着烟。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坐下。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