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坛正如刘勰所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西晋王朝虽然不大重视文学，但仍然涌现了不少的人才。钟嵘在《诗品序》里就列举了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8个诗人，说他们“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其实，他们不仅擅长诗歌，有的还兼长辞赋，或兼长骈、散文。除了这 8人外，以文名著称当世的作家，还有傅玄、傅咸、张华、成公绥、夏侯湛、束、木华、挚虞、皇甫谧、张翰、孙楚、左等人。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虽多，成就一般并不太高。刘勰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龙·明诗》）这个评价基本上是切实中肯的。太康诗人既缺乏建安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缺乏正始诗人那种忧愤深广的思想境界。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学已进一步自觉起来。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就道出了魏晋诗人更多地致力于抒发个人情志，并追求文采绮丽的特色。诗人讲排偶对仗、用典故成语的风气开始弥漫。陆机在太康诗人中的领袖地位正透露着当时诗坛风尚的某些信息。他的拟古诗、拟乐府大都脱离现实，跟着古人亦步亦趋，读来枯燥乏味。但是他的某些拟古代言的诗文能设身处地，“为文造情”，窥“前识所不用心”，探“圣人”之所“罕言”，“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未尝不是以拟作为创新。所以拟古之作，下逮陶谢、江鲍而途径益广。他的《文赋》是一篇精心撰制的论文名作，这篇赋虽然对文学发展的源流正变和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论述得较疏略，但对作家创作的过程，乃至遣词造句的甘苦，均有很亲切细致的论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起了重大影响。他弟弟陆云的《与兄平原书》也有不少篇幅论及创作的活动。与陆机并称的潘岳，前人屡有比较，或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或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虽各有得失，亦不无高下。但潘岳“善为哀诔之文”，还是古今一致的公论，《悼亡》之作，传诵千古。张协的诗数量不多，也以“巧构形似之言”，“词采葱，音韵铿锵”，著名于后代。陆机、潘岳、左思都反映了西晋文坛的主要创作风貌，像陆机就曾被推崇为“太康之英”。不过，在西晋一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应该是左思。他的诗不同于当时人崇尚雕采的习气。他诗歌数量虽少，却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他寓咏怀于咏史，给传统的题材注入新的生命；在豪门世族统治的时代，敢视豪右为埃尘，其胸次之高旷，笔力之雄迈，均非虚骄浮夸者所能相比的。鲁迅说：“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左思则是一个例外。此外，还有一些作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如张华除了诗赋之外，还撰写了著名的《博物志》，是现存志怪小说中较早的一部。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束皙的《饼赋》、鲁褒的《钱神论》等，也是接近轶事小说一类的俳偕小文。刘勰《文心雕龙·谐》篇：“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亦可见当时文学发展的另一面。挚虞的《文章流别集》编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各为之论”，对后世的选本和文学批评有较大影响。
西晋末年的政局尤为动荡，许多作家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例如西晋东晋间，北方沦陷之后，还继续领兵在并州一带和刘聪、石勒作战的刘琨，留下几首悲壮慷慨的诗歌；以《游仙》诗为“坎咏怀”之作的郭璞，得到“词多慷慨”的评语。可以看作西晋东晋间“文章中兴”的尾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的作家大多不得不依附于豪门士族，身不由己地卷进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风浪之中，死于非命。张华、潘岳、石崇、陆机、陆云以及郭璞，一个个都作了贵族们互相残杀中的牺牲品（刘琨死于段匹之手是个例外）。所以刘勰在指出西晋文坛“人才实盛”之后，又深有感慨地指出这一代作家是“运涉季世，人未尽才”。
东晋时期
东晋文坛流行的是玄言诗赋。刘勰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钟嵘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些玄言诗赋，是那个时代清谈务虚风气的产物。它虽然抄袭老、庄、佛典的玄言词句，但也能运用一些比较接近口语的语言。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是陶渊明。陶渊明为贫而仕，由仕而隐，在官场里出入了几回，看透了官场的虚伪欺骗、污秽险恶，决心辞官，回到田园，过躬耕自资的生活，在艰苦清贫中砥砺自己的品格。他的诗写的就是自己从仕宦到归田的生活体会。他诗中也有一些老庄和儒家的哲理，但他力求写得亲切朴素，接近田家口语。他极力避免提到时事，但是人们仍能从他的诗里看出一些时代的影子。令人感到新鲜的是他把春种秋收的田园生活，把桑麻鸡狗等日常景物，第一次写进诗里。他的诗自然真率，所以喜欢华丽词藻的南北朝诗人、批评家们都不大重视他。直到唐以后的诗人和批评家们才越来越认识到他诗文中所蕴含着的淳朴高尚的思想和美学价值。
东晋时代除诗文外，小说创作也开始兴盛起来。由于魏晋巫风的盛行，佛道宗教的传播，使鬼神志怪的作品出现较多；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记载士大夫们轶事清言的小说也开始出现。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是继张华《博物志》之后又一影响颇大的志怪小说名作。裴启《语林》是轶事小说的先驱。托名刘歆的《西京杂记》一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新唐书·艺文志》认为是东晋初葛洪所作，颇近事实。
葛洪除《西京杂记》外，还作有《抱朴子》一书，书中表现了他的文学观。他反对当时文人中存在的贵古贱今、贵远贱近的习惯势力，很有时代色彩。李充的《翰林论》“褒贬古今，斟酌利病”，今虽散佚，但对后代的文学批评和选本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