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译注》前言
《论语》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兼教育家孔子和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汇编，又被简称为论、语、传、记，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下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论语译注》前言，欢迎阅读。
《论语译注》前言
《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一部言行录，其中尤以记载孔子的言谈为多。其作者并非一人，有孔子的弟子，也有孔子弟子的弟子。至于最后编定者，唐代的柳宗元认为是曾参的弟子。
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推测，但也没有证据。可以肯定的是，《论语》应当成书于战国初期。
《论语》介绍
关于“论语”书名的含义，古人有不同解释。一般认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说法比较可信：“《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也即是说，“论语”就是“言语的论纂”。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也有书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他是殷商的后裔。他的先祖孔父嘉为宋国宗室，因距宋国始祖已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由于妻子长得美丽而被宋国权臣华父督杀害，他的后代逃到鲁国。到孔子，已是孔氏在鲁国的第四代。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个大力士，曾任鲁国郰邑大夫。他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死去。孔子从小随寡母一起长大。为了生计，他曾学会做很多粗活，并到鲁国贵族季氏家中做过委吏、乘田等小官。可以说，孔子已经从贵族世家沦落为一个“贫且贱”的平民。他自己也说：“丘少也贱。”
然而，这种“贫且贱”的生活和地位并没有伴随孔子的一生。他后来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跻身为鲁国的大夫。
使孔子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日益强烈的社会大变动。这种社会大变动，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概括为宗法世袭制向官僚地主制的转变。在西周那种典型的宗法世袭制度之下，各级贵族世世代代承袭其地位，广大被统治阶层永远不能改变其受奴役的命运。从西周末期开始，随着被统治阶层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开始向贵族集团争取政治权力。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复杂和贵族集团的日益堕落腐败，也迫使贵族统治者从被统治阶层去发现和选拔有学识和有能力的政治人才。选拔这类人才的基本条件是必须掌握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特有的文化知识并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接受这些文化知识的正规教育，本来是当时贵族子弟的特权。但到春秋后期，平民出身的人士多有通过自学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孔子就是一个最杰出的代表。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做一种模仿大人摆设礼器的游戏，后来终于成为学识渊博的人物，以至作为鲁国三家大贵族之一的孟僖子都认为他将会显达，在临死前遗嘱两个儿子向他学礼，以便维护他们的地位。这表明，孔子由于对礼的讲求，上层贵族开始把他作为与自己同一类的人接纳。从此以后，孔子的一生便与春秋时代的上层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一位出身平民阶层而又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士，孔子并不以得到显赫的官职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他对当时贵族集团的昏庸腐朽和社会现象的混乱黑暗感到强烈不满。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孔子形成了自己改良社会的思路。
孔子认为，要解决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恢复西周鼎盛时期的有序状态，即实施和完善礼治。对礼治的关注是春秋时代进步贵族思想家的一大特点。他们在这方面发表了很多有意义的观点。孔子继承了他们的思想成果，并将其提高到了新的时代高度。他明确指出，礼必须以仁为根本。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那么，作为礼乐根本的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论语》中，孔子谈到仁的地方很多。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即是“爱人”。所谓爱人，就是要求统治者把老百姓当作与自己相同的人看待。他与子贡的一次对话对此有具体的描述。《论语·雍也》载：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向孔子请教“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算得上仁，孔子认为这已远远超出仁而达到圣的境界了，即使尧舜也不易做到。而仁，则不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让别人获得与自己同样的争取政治地位的权力罢了。它并不要求损己利人，也不允许损人利己。在仁介入之后，礼原先那种为周代贵族集团服务的本质可以说基本被剥除。礼完全成为全社会的一种与血缘出身无关的等级结构形式。在以仁为核心的礼制之中，虽然仍存在着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别，但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在原则上应当由一个人凭才能所取得的职位来决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政治思想无疑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平民阶层的利益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由于贵族集团仍然是当时社会的统治势力，孔子的这种政治理想注定在现实社会中无法顺利实现。他在鲁国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失败之后，便开始周游列国，希望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实行他的主张，但终其一生，他的这一愿望都没有实现。于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能行之后世，他在晚年将大部分精力投注于培养人才和创造性地整理古代典籍。相传他培养的学生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之说。
从今天来看，比孔子的政治学说更为具有借鉴意义的是他的人生哲学。在他一生奋斗过程中，孔子遇到很多的挫折和烦恼。在应对这些挫折和烦恼的过程中，孔子形成了他坚实的人生哲学。他曾对自己终身的精神历程作过一次回顾：“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5岁时决心从事学问，30岁时已能自立于社会，40岁时确定人生的原则，50岁时懂得天命，60岁时开始理解一切，70岁时可以随心所欲而不违反各种规矩。在这一精神历程中，“四十不惑”和“五十知天命”是最为耐人寻味的。
所谓“不惑”，就是确立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这一态度最为明显地体现于孔子对志向与利益的关系的认识上。志向与利益是每一个人心中必须面对的一组矛盾关系。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志于道”的传统，孔子本人也十分重视这一点。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后世的假道学、伪君子们由此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观点，。孔子的看法却并非如此。他充分肯定人的正当欲望的合理性，并不反对人追求财富、地位。不过，他认为，追求财富、地位，必须不违背道义原则。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如果违背道义，与其富贵，不如贫贱。但这并不等于说义与利是完全对立的。相反，孔子认为，在真正健全的社会中，义与利是统一的。他明确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国家政治黑暗，你取得富贵，说明你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所以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清明，你却处身贫贱，说明你无德无能，所以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孔子的价值原则是十分理性而辩证的，因而也是坚定而自信的。正如他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所谓“知天命”，在孔子那里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天、命是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一对信仰范畴。孔子对之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把天看作人的精神力量的外化形式。他认为天是他的唯一的理解者，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但他并不指望天给自己带来什么,即"不怨天"。不过，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从天那里寻找信念的力量。他周游列国时.曾在一个名叫匡的地方被围困，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还有一次，他路过宋国，宋国司马桓魋想杀死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神圣的天使他镇定自己、蔑视敌人。命在他看来比天更为重要。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那么，命究竟是什么呢?与一般人所理解的“上天降命”不同，孔子认为，一个有德的人不见得有好的命运，而一个命运好的人也不见得有德。也即是说，天不会根据人的德行而安排或改变人的命运。他的学生伯牛德行很高，却患了恶疾。孔子握着他的手说：“亡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鲁国贵族公伯寮干扰孔子学生子路在鲁国推行改革，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由此可见，在命的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无法对命作出预测。一个人要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只有到他行为的最终结果时才能知道。这样一来，命实际上成为人在既定目标无法实现或遇到不幸情况时所作的一种自我宽慰和自我解嘲。
孔子终身都为行道而奋斗，被人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他坚信自己的奋斗是符合天意的，而事业的不能成功则是由于命运的限制，因此，他永远怀着“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从没有意气消沉的时候。这就是他天命观的真谛吧!孔子人生哲学的深广意义，从上述的两个方面可见一斑。
作为一位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大教育家，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有关教学方法和教学原则的论述，到现在已成为格言警句。如“温故知新”、“见贤思齐”、“举一反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对所有志学者都有着永久的指导意义。但比这些更为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孔子的学生追随于他的最初动机是学习和掌握步入仕途的礼乐文化，寻求步入仕途的机会。孔子对他们的这一动机并不持否定态度，但他更重视的是让学生们形成他称之为“君子”的一种道德人格。他认为养成健全的人格比掌握广博的学识更有意义。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他教育学生时，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德行排在第一位。他认为只有在德行上努力加强自己修养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好学。他的学生很多，他认为只有颜回算得上好学，因为“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乐天安命，不忧不惧;
(2)杀身成仁，义以为上;
(3)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能够在这些方面树立坚定信念并付诸人生实践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人。
总而言之，孔子的思想学说可以给后人提供借鉴的地方非常多。因此，作为孔子思想最直接反映的《论语》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自古以来，人们对这部书进行了大量研究，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我们这个注译本是在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主要参考了刘宝楠《论语正义》、朱熹《论语集注》、杨伯峻《论语译注》等书。注释中尽量采用比较传统的见解，但有些地方也加进了个人的看法。主观上希望做到后出转精，但由于学力所限，实际上可能事与愿违，诚请读者方家赐予指正。
简介
《论语》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
《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成书过程
《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论语》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他们忧虑师道失传，首先商量起草以纪念老师。然后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
清代学者崔述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漆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漆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对这一解释加以驳斥。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其著作年代有先有后。崔述《洙泗信录》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从词义的运用上可反映出《论语》的著笔先后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
思想内容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艺术特色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注重记述，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人物形象鲜明，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动作、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后世影响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语》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佑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论语》中保留了一些人们对孔子师徒的批评讽刺，有的作了辩驳，有的没有回答。其驳议辩难部分对后世很有影响，如《答客难》等设为主客问答进行辩难的小赋，都从《论语》受到启发;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现了儒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奋进精神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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