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玉民
四叔光棍一个，住前街东头路南一座临街破院儿。
院儿南北狭长，一间过头连两间低矮的堂屋，由破旧的老蓝砖和白灰砌起，土垛的围墙。院儿里临东墙根儿搭一草棚，砌土灶垒铁锅可烧柴做饭。土墙被雨水冲刷出道道沟壑的南屋作为仓库，放些粮食及杂物。院内两棵椿树，墙边堆着散乱的农具，常一地树叶，破败寂廖。
四叔矮胖，圆脸，面色白净，须发黝黑，浓眉大眼，脖子粗短，声音洪亮，走路节奏偏快，爱说爱笑，粗略算一下，那时四叔该三十五六岁。
四叔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管理着五六匹膘肥体健的骡马，归集体使用。
春种秋收农忙季节，四叔便赶车拉犁耙地，收麦碾场。上晌下晌的乡间土路上把骡马车赶得飞快，车后尘土飞扬。离他老远儿就能听到马蹄得得、铃儿叮铛，鞭儿脆响，和四叔大声吆喝骡马的口令声。那口令是“喔呵（向右拐）、吁呵（向左拐），驾（快走），慢（慢走），得（向前走），少（向后倒车），吁（停车）”，骡马令行禁止，煞是整齐，引得上下晌的乡邻侧目笑骂，四叔更面有得色，声儿愈大，愈加神气。
每年收秋后，趁天儿晴好，生产队上就会组织十几个男劳力把晒干的玉米杆、花生秧、红薯秧等掺杂在一起，用锋利的铡刀切碎作为牲口的饲料。这工作要连续七八天，期间人声鼎沸、笑语连天，四叔自然是最操心的人，高声大语，偶尔开起一些人的玩笑，便引出一串串的笑骂声。几天后，一座小山般的草料垛便整整齐齐的垛了起来，垛顶用泥巴和上杂草拌均抹上用来防雨，四周用树枝挡好防止鸡鸭猪羊来破坏。做完这一切，四叔才安心下来，然后晒太阳拉呱喂马垫圈起粪，把这活儿做得有条不紊不惊不乱。
四叔热情善良，常抱我上车，拿好吃的给我。常常晚饭后，我和小伙伴们便跑到四叔工作的“马棚”里听四叔给我们“拉古”，在四叔的“古”里，我幼小的心灵便有了判断“好人”和“坏人”的依据……
因而，少年的我自然而然的在心里对四叔亲近，常粘在他身后玩耍。
农村的冬夜，寂寥漫长。
四叔院儿里却热闹非凡。
四叔单放一张木板床的两间堂屋里，放木桌两张，板凳若干，两副麻将一摆，半道街的闲人晚饭后把碗筷一丢便聚拢了过来。
油灯点亮，碳火烧起，热水煮上，两间矮房便立时烟雾缭绕，热腾腾的喧闹起来——坐着打牌的，后面当参谋看牌凑热闹的，人声不断。单张麻将碰在桌上的响声，一圈完毕哗哗啦啦码牌的声音，赢者高声欢笑声，输者带着脏字的懊悔叹息声。远远的就从四叔的院儿里传出来，甚至听到说话声就知道是哪位叔叔大爷在里面打牌看牌。
精明的四叔在床头临窗的位置摆放了一些香烟、便宜的白酒、热腾腾的灌肠、五香的瓜子贩卖给凑热闹的街坊邻居，赚得一点零用钱，加上打牌散场赢家留下的抽头，便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
四叔的“麻将场儿”为农家冬日长夜提供了一个热闹的去处。东长西短，四时农事，远近新闻，都从这里聚散开去，常夜深不散——反正家里就他一个，不会影响到别人休息。
后来我去乡里读初中，邻镇高中，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与四叔多不相见，偶尔相遇，四叔都是亲昵的打招呼给我，心里异常亲切温暖。
几年以后，“生产队”分成了组，“队里的田”也分成了家庭责任田，四叔也结婚娶媳妇了。媳妇是四叔的隔墙邻居——丈夫生病去世了好几年的秋寡妇。秋寡妇也是节俭持家的人，带一儿两女，孩子小，生活不易，经有心人掇合，两人终成连理。
结婚后四叔把两家中间院墙打开，合二为一，又新盖了八间高大的新瓦房，鸡鸭满园，阔大的院子里便生机盎然起来，四叔脸色也红润了，走路都哼着歌儿，步子也更轻快了……
再见四叔，看着他发自内心的快乐满足，我都被他感染，由衷地为四叔高兴。
四叔的生活阳光而幸福。
后来，听说四叔得了一种不好治的病，没有等到儿女成家，便在一个冬日的傍晚阖然离世，听父亲说他走的那年是五十六岁。
那年代，农村人虽然鲜有高寿者，但五十六岁毕竟是遗憾的年龄，身在外地的我听到这消息后，心里酸酸楚楚的，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
多年以后，每当想起四叔，就能清晰的看见他穿着洗得泛白的蓝色中山装，戴一顶破旧有前沿儿的深蓝色帽子，泛白的蓝裤子，沾着泥巴的黄胶鞋，快步地走在村里的大街上……
四叔名陈海，是与我老家隔两个胡同的邻居。
收笔想四叔，又记起我在他怀里坐车的快乐，记起他给我一颗“什绵糖”后的甜蜜，记起他在马棚里火堆旁津津有味的给我们“拉古”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