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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与人生修养

黑白之道——谈艺录之五

围棋是一种游戏。

这是一种关于生存竞争的游戏。大凡人类把现实中的各种争斗游戏化,便有了种种体育竞技。而当以游戏为游心之事,为精神之快乐,它便成了艺术。

黑白子,纵横十几道格子,先人们在这里演绎了无数的厮杀、争斗、悲欢离合。同时它也有着玄妙的意境,包含着宇宙之象、人生之道。围奁象天,方局法地,一阴一阳之谓道,围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犹如气功,犹如阴阳八卦。

围棋不知起源于何时?“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这当然是附会。中国人往往喜欢把一些物品的发明权交到某位圣贤手上,这就像一位穷小子,攀上了富亲家,从此有了显赫的身份。但围棋产生于原始时代,却又是大为可能的。当原始时代的先人们,在地上画三、五道方格,摆上几颗石子,或几根长短不一的树枝,作圈地、攻杀的游戏,也许,这便是古老之“弈”的雏形。

围棋本为玩物,后来却被赋予了许多别的意义。中国的儒士们,一方面慷慨激昂、壮心不已,一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另一方面,又不失人好玩的天性,但玩物往往容易丧志,咋办?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这种“玩物”纳入到正统的规范、体系中,赋予它一种正面的意义,以玩得心安理得、名正言顺,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

对围棋实施“招安”战略的始作俑者,便是东汉的大名人班固。这之前,围棋的地位一直不高。尽管孔夫子《论语》中就有教导:“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载。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仅仅是说,如果无所事事,还不如下棋。亚圣孟子则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列为世俗五不孝之一,似乎围棋的盛行,已冲击到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西汉时,围棋被当作“失礼迷风”、“简慢、相轻”之物。围棋所具有的平等、竞争意识与儒家仁、礼之道相冲突,决定了围棋的被贬抑。而班固,却大大突出了围棋的正面意义:“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文以载道,棋亦载道,本为“技艺”的围棋,拥有了“道”的身份,也就获得了意义,有了存在的依据。

不过,围棋史上也一直不乏反对派。三国时吴地棋风盛行,人们“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乃至吴太子孙和要命群臣作《博弈论》,据说***获六篇,惟韦曜之作独占鳌头。韦大人也确实了得,引经据典,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义正辞严,拳拳之心天人可鉴。可惜韦大人的努力,终无济于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魏晋南北朝时,竟迎来了中国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魏晋时,围棋观念的一大变化,就是确立了围棋作为“戏”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并把它纳入到“艺”的范畴。这之前,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脱功利之心。韦曜说围棋“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班固则强调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这两种观点,看起来针锋相对,实际上出发点或曰看问题的角度并无分别。

魏晋士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他们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戏”,并确立了“戏”的价值。嵇康有诗曰:“琴棋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与人?长寄灵岳,怡智养神。”寄情于诗酒琴棋山水,成了他们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围棋也正式成为一种“艺”,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诗有《诗品》,画有《画品》,书有《书品》,棋则有《棋品》。沈约《棋品序》称围棋“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合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

在中国古代,“艺”有“技艺”与“道艺”之分。“道艺”指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甚至就指六经,拥有显赫的身份。“技艺”则是各类“术”、“技”,如医、卜、算、书画、博弈等,执此业者则为“技艺之徒”。韦曜说围棋“考之于道艺,则非孙氏之门也”,沈约则说它“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上艺者,道艺也。沈约不仅肯定了围棋是“艺”,同时还强调此“艺”非彼“艺”,用心可谓良苦。到唐代,琴、棋、书、画并称,棋正式成为“四艺”之一。

中国围棋大致包含“技”、“戏”、“艺”、“道”四个方面。“技”即“技艺”“戏”即“游戏”,“艺”即“艺术”,“道”即棋道,人生、宇宙之道。中国从唐代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的棋手,他们或做宫廷棋待诏,或依托于达官,或在茶楼酒肆陪人下棋、赌彩为生。但奇怪的是,当某种“艺术”一旦成为职业,操此职业者成为“技艺之徒”,地位便急剧下降。棋史上曾有一传说,南宋棋待诏沈之才一日在宫中与人对弈,宋高宗观棋。见沈之棋有危急,谕曰:“切需仔细”。之才对曰:“念兹在兹”。上怒:“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耶?”命内侍省打竹篦逐出。棋待诏乃国手,实际上却不过是充当帝王享乐的工具。“技艺之徒”,竟敢引经据典,那就叫不识天高地厚了。

“技”与“道”,往往成了区分棋品、人品高下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想要拔高棋手的品位时,往往便要淡化他们作为棋手职业的一面,而将他们雅化、名士化。瞿世寿《〈不古编〉序》称国手吴瑞徵“视其所操之技,则弈也;察其所藏之蕴,非弈也。”而明末国手过百龄,“以相国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祸而不避,至知国家之倾覆而急归,为公卿门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尝有干请。若百龄者,仅谓之弈人乎哉?”(《过百龄传》)“比德”者尊,“执技”者下,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道轻技传统。

与此同时,文人们以棋为一种爱好,就像他们好在绢、纸上随意挥洒、笔走龙蛇一样,便成了一种雅尚,一种赏心乐事。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画有文人画与画师画,两者在品位上竟也分出了高下。只是书、画孰好孰坏,由文人说了算。棋枰对弈,却是立马就要分出高下来的。文人往往技不如人,索性看淡胜负,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善弈不如善观”相标榜。钱谦益称“余不能棋而好观棋,又好观国手之棋。”观棋而“语”、为人作序的同时,又作了许多观棋诗。张潮作《棋论》,谓翰墨棋酒,乃人生必需,“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唉乃声,方不虚此生耳。”围棋艺术化,人生审美化,正是中国围棋也是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想想,当“秋气晴美,天光照席,水波不兴”之时,扁舟一叶,棋枰一局,“江山之胜尽入局中”,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之妙境。

游戏之事,或被当做饭碗,或被当做一种精神的艺术,小小黑白子,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而无论棋士还是文人,他们都愿意把围棋风雅化、玄妙化,以显示自己所执之“技”或所好之“艺”的不同凡响之处。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易经》,中国经籍中最玄妙的也是《易经》。于是,将“弈”与“易”并举,甚至强调“弈”本身就是“易”,便成为一种时尚。《兼山堂弈谱·序》称“弈之为言,易也,小数之乎哉。弈者变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有其不变,以通于无所不变。”《弈理指归》称棋乃“按五行而布局,循八卦以分门”。汪缙《弈喻》以棋为“易”、为“天技”。如此种种,几乎成了论棋者不变的“定式”。

不过,当中国围棋被日益艺术化、玄妙化,日益成为一种“雅玩”时,它作为竞技的一面又被大大弱化了。竞技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是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封建等级专制社会,恰恰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中国古代围棋基本上是一种“玩物”,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体制。而在文化观念上,中国文化重“和”忌“争”,作为争胜之道的围棋,或被当做“害、诈、争、伪”之物被贬抑,或被纳入到“仁”、“礼”、“和”的轨道中。“彼简易而得之,宽裕而陈之,安徐而应之,舒缓而胜之”(《弈棋序》),被认为是棋的取胜之道的最高境界。即便要赢,最好“赢止半子”,赢多者,嗜杀者也,非君子也(《弈喻》)。而事实上,中国古棋大多嗜杀,棋盘上硝烟弥漫,纸上谈兵时又如此的温文尔雅,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了中国古代围棋的一种有趣现象。

中国围棋,在清中叶以范西屏、施定庵“双子星座”的出现为标志,达到顶峰,此后,则开始江河日下。这固然是随着国运衰棋运亦衰,另一方面,也有文化土壤、围棋观念上的原因。二十世纪,在中国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围棋也开始了它的蜕变。

当围棋在他的故乡日趋没落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一个岛国,吸收了中国围棋后,又将它发扬光大。于是,古老的围棋,拥有了第二故乡,重新焕发出生命之光。

(本文为何云波选编《天圆地方——围棋文化散文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