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一直是台湾当代文坛中的一支生机盎然的生力军。她们的存在和发展，为台湾文坛增添了一道道夺目的光彩，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异军突起构筑起一道新的景观，使当代台湾文坛的多文化创作趋势更加明显:现代派文学或乡土派文学一枝独秀的局面成为历史。
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七十年代初，台湾经济的起飞和社会的转型，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新女性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而当时西方激进的女权运动，尤其是1970年美国爆发的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对台湾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新女性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妇女成为台湾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随着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不断提高，她们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但是她们在社会上仍得不到与之相应的地位和尊重，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台湾出现了妇女运动，大力宣扬新女性主义，严厉批判传统观念对于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扼杀，呼呈消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要求建立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同时也强调女性自身的自我觉悟和自我完善。台湾妇女运动打出的“新女性主义”旗帜，对台湾女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于是，新女性主义文学出现了。曾心仪、李昂、廖辉英、萧飒、朱秀娟、袁琼琼、苏伟贞、蒋晓云、李元贞、杨小云等人为代表的新女性主义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面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创作了相当一批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作品，来观照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种种权利和心理机制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女作家大都出生于五十年代前后，她们不同于以往的“闺秀作家”。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活跃，善于思辨，作品中往往通过女性命运来严肃地剖析人生和社会，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女作家们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在台湾各项重大的文学奖中连连夺魁。例如，苏伟贞自1980年起至1984年连获《联合报》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极短篇小说和散文等各项奖，她的获奖中篇小说《红颜已老》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萧飒自1979年起，也几乎一年不落地夺得两大报文学奖。萧丽红的获奖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自1981年首版后，迄今已印了近三十版。此外，袁琼琼、廖辉英、蒋晓云等，都不时在各类文学奖的获奖榜上出现。她们许多作品的题目，如《自己的天空》、《不归路》、《陪他一段》等，都采用社会大众流行语的形式，因而颇具传播效应。
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是以强烈的反叛精神作为先导的，从对传统文化积淀的揭露批判和对男权中的秩序的颠覆中，使文学达到女性生存模式的反思与抗衡。同时也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写出在台湾经济转型时代，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革情况下，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艰难。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已从原来从属地位逐渐移向主体地位，但她们为追求独立自主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七十年代末，曾心仪率先发表带有新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标志着女性文学的转机。曾心仪，原名曾台生，原籍江西省永丰县，1948年生于台南。毕业于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大众传播系。她出身寒微，曾任化妆公司美容师，还当过百货公司店员和秘书，于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她的代表作品有:《彩凤的心愿》、《朱丽特别的一夜》、《等》以及《那群青春的女孩》等。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热爱生活，渴望依靠自身的力量支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打破了她们的梦想，男权主义的乌云笼罩着她们。但她们毕竟已经开始觉醒，勇敢地挣脱男权的羁绊，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彩凤的心愿》塑造了一个极有光彩的女主人公彩凤。她家境贫寒，十二岁那年就迫于生计进了一家百货公司当店员。她最大的愿望是“改变生活的环境”来“回报爸妈多年来抚养她的辛劳和爱心”。
小说围绕着她参加歌星竞选展开故事情节。无情的现实将她的美好愿望击个粉碎，当餐厅老板带她到“大都会饭店”陪那个“日本先生”时，她如梦方醒，知道竞选歌星只是个骗局，想当歌星，得以肉体来交换。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自尊、自重、自爱的下层少女形象。她在生活的磨炼中逐渐成熟起来，有很强的自立意识，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从彩凤的艰难处境和她的抗争可以看到，尽管所面临的现实是那样严峻，但台湾新一代女性毕竟已经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曾心仪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她们中有舞女、洒吧女、妓女、女店员，通过她们来反映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下层妇女的悲苦命运，表达了作者对这些同胞姐妹遭遇的同情，对逼良为娼的社会发出不平之鸣。曾心仪的作品不以情节取胜，而以细致的人物心理刻画见长，但她的作品思想倾向性过于直露。
在八十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中，李昂是女性现代意识和批判性最强的一位作家。
李昂具有“叛逆女性”之称，原名施淑端，她的大姐施淑女、二姐施叔青分别为台湾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她生于1952年，台湾新化鹿港镇人，哲学系毕业，获美国的戏剧硕士学位。
李昂的作品题材以表现两性关系为主，她以极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向封建传统观念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猛烈的攻击，作品有:《鹿城故事》、《人世间》、《她们的眼泪》、《杀夫》、《暗夜》等。这些作品的***同特点是以女性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生活。《杀夫》是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她影响最大的作品，小说获奖后搬上银幕，在文坛引起很大震动。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传达出隐忍负重的女性走上抗争之路的悲剧。女主人公林市被叔叔当作一张换取长期吃肉不要钱的“肉票”嫁给性情暴虐、粗俗不堪的屠夫陈江水。林市长期被当作牲口使唤，还遭到殴打凌辱甚至惨无人道的性情虐待，在一次丈夫的粗暴凌辱之后，林市一时神志恍惚，操起刀子把丈夫当作一只猪宰了，她也因杀夫罪被判死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地位，在性生活上也是如此；只不过是男性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泄欲工具，林市的悲剧正是男权统治下中国妇女命运的缩影。她的反抗则是在封建宗法制度禁锢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被誉为纯粹的“女性问题作家”的廖辉英，写尽台湾妇女三十年悲苦生活，深刻地揭示了妇女的命运、境遇、地位以及自我解放的多重问题。《油麻菜籽》主人公阿惠的母亲出身名门，不幸遇人不淑，嫁给了一个浪荡公子，这位深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伦理观教育的母亲，既痛恨丈夫的自私、懒惰、不负责任，又心甘情愿地替他收拾烂摊子，而阿惠的外祖父也用“查某囡仔是油麻菜仔命”（台湾流行一句话:“女人是油麻菜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来安慰婚姻不幸的女儿，母亲就在“半是认命，半是不甘的叫嚷”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不仅如此，她还向女儿不断灌输“油麻菜籽”的命运观，而对学习上与哥哥一比高低、待遇上抗议男女差别的女儿阿惠，她竟振振有词地说:“你计较什么？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长到哪里。没嫁的查某囡仔，命好不算好。--你阿兄将来要传李家的香烟，你和她计较什么？将来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当深知女儿考上众人称羡的名牌大学，她竟冲着通知单说:“猪不肥，肥到狗身上去。”母亲对女儿的“教导”，实际上已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通过无意识的方式进入每个人的心理，包括女性自身，使得一代又一代女性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丧失自我，一辈子扮演婚姻的悲剧角色。不仅如此，她们还忠实地传播着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命运观，这不能不说是女性自身的深层悲哀。廖辉英的其他作品如《今夜微雨》、《红尘劫》、《盲点》则力图描写女性经由困惑走上寻找自我的征途，显现出女性的自身价值。《盲点》是廖辉英推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女主人公丁素素婚后，因为婆婆的精明厉害和思想顽固不化，婆媳关系不和，随之而来的是夫妻感情日益冷淡，最后只得离婚。与此同时她在父亲的支持下创办了“妇女美容韵律中心”，她对自己的事业投入全部心血，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在这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自己也日益成熟。她的婚姻也出现了转机。丁素素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努力表现新女性冲破重重阻拦，去维护人格的独立和精神自由，并且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以及要求重建和谐、平等、互爱的家庭理想。
姬小苔，是台湾文坛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生于1954年，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了《胜情女神》、《有情旧梦》、《情烟把眼迷》等三十余部小说。她的小说着力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女性形象。在她的不少作品中出现“复仇天使”形象，她们的报复手段往往异常狠毒，根本无视社会规范制约，令人触目惊心。
通过妇女命运来反映社会的发展历史和变迁，从中发掘丰富而深邃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涵，一直是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主旨。但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并不完全是新女性主义作品，如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写的就是婚姻家庭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儒家的厚道宽容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精神，萧飒的《小镇医生的爱情》，写的是人性战胜性爱的故事。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更多的是与新女性主义的西方色彩相对的民族传统，它们在台湾文坛的影响也很大，总是一版再版，可见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将被一代一代的人传承。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台湾文学的日趋多元化，台湾的女性文学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女性文学有闲适、恬淡化的倾向。由于台湾经济的起飞，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物质文明已成为现实。女性作家们对生活、社会、人生的重大主题的思考比从前少了，她们有闲暇去表现都市人生活的高雅情趣:写交友、栽花、野炊、旅游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似乎没有了生活的艰辛和磨难的苦涩，有的是物质的丰裕和自我解放后的舒坦的恬静，年轻一代像玄小佛、苏伟贞、郑宝娟、方娥真、彭小妍、林边、林佩芬等，她们的作品给人以闲适淡泊的感受，抒情意味浓厚。
玄小佛是颇有才气的青年女作家。玄小佛，原名何隆生，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十七岁时发表处女作《白屋之恋》，一炮打响，当时她还在读高中。此后，她一发不可收，陆续出版了数十部长篇小说，成为与琼瑶、三毛等齐名的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搬上银幕、银屏。特殊的生活境遇养成了玄小佛喜欢孤身独处的静思玄想的性格、气质，长期潜心研究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使她形成了与琼瑶等人迥异的创作风格，她的小说中很少有寻死觅活的“造梦”大都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笔下人物通常是凡人，既不是绝对的好，也非绝对的坏。
另外，女性文学向消费性、娱乐性发展。都市快节奏的紧张生活使人们希望工作之余能够放松消遣，所以那些描写男女婚恋题材的作品多起来了，它们虽无深刻的思想内涵，因其故事情节曲折和对都市生活的贴近，可读性强，不失为消遣的好材料。以朱天心、朱天文为代表的“现代闺秀派”，描写工业企业高层写字楼内两性情爱的作品受到大众的欢迎。
总之，八九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既有对女性自身进行思考的严肃作品，也不乏娱乐消遣的通俗作品，艺术形式技巧上既有传统女性文学细腻的写实，也吸收了现代派意识流等表现手法，呈现出互相渗透、兼容并蓄的多元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