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渔夫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最重要的文化内涵是自我放逐和自由人生。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
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
《渔父》留给后人的思想和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屈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高风亮节，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念忍不忘地纪念他的原因。
尤其在一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不去同流合污，也不混水摸鱼地贪污腐败，而是洁身自爱，我行我素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渔父鼓棹而去的歌声，更是悠远流长，直指人心：“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足”。一首《沧浪歌》，传唱两千年，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灵魂，唱出了古仁人志士（今***产党人）的心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