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618～741)，是古文运动的发轫期。武德、贞观年间，是骈文的一统天下，高祖、太宗出于施政的需要，提倡公文疏奏，实录切用。在一些史书和魏徵、傅奕、马周等人的奏疏谏议中，已出现以散间骈的征兆。
高宗武后之世，四杰的骈文指责朝政，褒贬时事，抒发志向和牢骚，内容充实，气势宏大，有汉赋余响；词藻华丽，仍六朝积习。适应武周改制称帝的需要，一些阿世取容的御用文人(如李峤、宋之问之流)所作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近于南朝文学侍从之词，而陈子昂的直言极谏，则显得不合时宜。他为人任侠使气，又精习纵横，所作论议疏奏，陈王霸之术，揭时政之弊，谠言直论，凌厉风发，行文也多用散体，因此，尽管他的“道”与后世古文家所倡言者内涵不同，文风也有别，而且他的表序颂祭，仍有俳偶陈习，但后世还是尊之为古文运动的先导者。
第二时期(742～805)，是古文运动高潮的酝酿期，涌现了一批散文改革的倡导者。前有李华、萧颖士、元结，后有独孤及、梁肃和柳冕。他们在理论上主张明道宗经，强调文章救世劝俗的社会作用，不满于骈文的浮靡华艳，推崇陈子昂的斫雕返朴。他们的主张是安史之乱以后欲以儒道重振王纲朝政的社会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但他们的儒道不纯：元结不师孔氏，李华、梁肃兼信儒佛；理论片面：忽视文章的美感和辞章文采对表达内容的功用；又成就有限：未脱骈俪旧习，少有传世名作。其中成就最高者当首推元结。他的散文忧时愤世，风格危苦激切，在山水游记、寓言杂文上有所创新。有“上接陈拾遗，下开韩退之”(全祖望《元次山阳华三体石铭跋》)的重要过渡作用，但也有艰涩古奥、文采韵味不足的缺点。
第三时期(805～859)，是古文运动盛极而衰的时期。其中永贞至长庆(805～824)年间是古文运动的极盛时期。一批文人抱着行道济世、重振唐运的志向，积极参与永贞改革、元和中兴。古文运动高潮的形成，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一时人才辈出，既有韩、柳作领袖，又有李翱、李观、李汉、皇湜浞、刘禹锡、吕温、白居易等人为羽翼，他们互相切磋推挹，造成声势。对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创作宗旨，韩、柳都有较明确、系统的论述，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了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克服了前辈重道轻文的偏颇。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和柳宗元的“辅时及物”说，提倡创作面向人生，干预现实，抒情言志，不仅“明道”而已，大大丰富了古文的创作内容。他们对古文的艺术形式也作了具体论述，力主“陈言务去”、“气盛言宜”、“文从字顺”、“意尽便止”，还对作家的道德、文艺素养和创作态度有所要求，这对于规范古文创作，提高艺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古文创作成就斐然，在散文的各种体裁如序、铭、记、说、寓言等，几乎都有突破和创新，并形成各自鲜明的风格。韩文雄深奇崛，柳文精深峻洁，被奉为后世散文的楷模。李翱、皇甫湜分别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和“怪异奇崛”的特点。
宝历至大中年间(825～859)古文运动渐趋衰落，作者人数和成就均不如前。代表人物孙樵、刘蜕，生活经历既不如韩柳那样丰富，才力心志更相去甚远，只能在怪奇峭僻上着力。虽也有些刺世疾邪的佳作，但与皇甫浞相比，已是等而下之了。倒是著名诗人杜牧的散文，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剀切排洖，成就突出。
第四时期(860～907)，这一时期进入了唐朝季世，古文运动衰微，小品文却异军突起，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一批穷愁之士。他们的小品文远绍元结，近承韩、柳。杂文寓言，短篇零章，愤世疾俗，幽默讽刺，深切犀利，被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