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强调“文以载道”,所做之文由于涵盖了“道”上的意义,因而显得沉重与乏味。但汪曾祺的小说却很不一样,读他的作品轻松自然,和谐生动。作为沈从文的学生的汪曾祺,甚至有些方面超越了他的老师。但这两个人实际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写作都围绕自身所处的地域,紧扣这个天然的“地域背景”,不断寻求创作的契机,沈从文似乎一直在抒写“凤凰”小城,汪则一直在描绘故乡“高邮”。他们都不原趋近当时主流的政治话语,更愿意追求一种类似于个性的“性灵式”的表达。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不同,汪的小说似乎从没有如此深沉的内涵,因为汪自己也曾说,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因而,在汪的笔下,从来不长曾出现悲壮的故事,也从来不曾出现英雄式的高大人物,更是一些流传于街头巷尾的凡人凡事。他的短篇中,大多是一人或一事,一花或一鸟,看上去很象散文,但显然不似传统的散文,似乎很象小说,但有不似传统的小说,于是就形成了属于汪特有的文本形式。其实,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走一条尝试与探索并行的道路,新文化运动固然倡导“文学”平民化,然而矫枉过正的激进态度仍使古典文学精髓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在汪的小说世界里,依然带着大量传统观念的烙印,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名声也由此在中国文坛不胫而走。
从《受戒》开始,再到《大淖纪事》,以及《陈小手》,都在写凡人小事。不论是明海还是小英子,还是巧云或十一子,抑或是陈小手。他们都是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他们太过平凡,平凡到都被人遗忘。但一旦到汪曾祺笔下,便变得栩栩如生。在这篇《陈小手》里依然如此,作品写了一个专替人接生的“陈小手”,尽管他能成功接生,但由于不是真正的医生,所以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这样一个平凡人物,在某些作家看来,也许根本不值得来写,但到了汪的笔下,这个人物显得饶有趣味,耐人寻味。他的短篇中,大多是一人或一事,一花或一鸟,看上去很象散文,但显然不似传从这些平凡人物中,我猜想,汪是个“心怀悲悯”的人。正因为有这层意思,他的小说总有一丝“周作人式”的苦涩,但又有一缕“鲁迅式”的悲愤。尽管如此,汪仍保有自身的独特写作风格与人文精神。他的小说很不象小说,但确实又是另一种小说。他似乎不注重人物塑造与刻画,但确实也写活了人物。所以当代作家王安忆曾说:汪老的小说最好读。这个判断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读起汪的小说总是那么轻松,又是那么感动。汪曾祺从未写过长篇,大多都是短篇。但正是这些短篇,让后人记住了这位作家。
在思想观念上,汪并非缺乏深刻的见解,相反在平淡从容的叙述中,早隐匿着他对于世事与人生的独特看法。但这一切都在不动声色的艺术主张中展开了。对于具体的艺术创作,汪曾说,很多事情不能当时去写,需要沉淀好长一段时间,静下来在回忆中再去写才好。他的代表作《受戒》就在四十年后才写下的,而《大淖纪事》也在回忆中写完。同样《陈小手》也是在沉寂好长以后才写下的。应该说,这种创作方法,既符合传统的创作原理,又属于汪特有的艺术见解。作为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同时作为现代文学家沈从文的学生,汪的确有意或无意的实践他的艺术主张。他不止一次说过,他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刻。他还强调说,很多东西,必须在回忆中写。只有除却了当时的浮躁之后,才能静下来写,也只有除却这种“火气”,才能达到艺术的高妙境界。其实,汪始终带着一种“仙气”,这种独特的感觉,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便是我们既感到有儒家的“入世”,同时又有道家的“出世”。甚至还有佛家的“禅味”。尽管他的小说篇幅往往很短,但在短小精悍的文章里,不经意中,那种仙风道骨就被徐徐的展现出来。也许,在就是我们所仰慕的文学大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