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
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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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
屈原的《渔父》更具说理成分而大大减弱了艺术性。这与屈原表达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也要保持自己清白节操的主旨密切相关。
但如果从思想内涵的角度而言,《渔父》对中国诗歌传统与文学传统的影响,就一点也不能小视了。必须注意到《渔父》中有两个文化原型或者说母题 ,贯穿了整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一是清浊之辩既梦与觉,二是渔父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