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才女，都会想到“南玲北梅”，张爱玲被说得太多，知晓梅娘的人也不少，但是，与她们同时代的女作家雷妍，就很少有人提及了。
梅娘暮年对雷妍有过这样评说:“这个领受过西方文学精华，浸淫着祖国璀璨文化的小妇人，用无尽的柔情，只讲身边琐事，为暗如磐石的祖国、暗如磐石的家乡，送致了赤子的衷情。”并赞颂她是“出污泥而不染、傲然挺立的刘植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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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沦陷后开始小说创作，“为吃饭而艺术”
刘植莲是雷妍的本名，她1910年4月6日出生在北平附近昌黎县，父亲与李大钊是中学同班同学，后来在天津金融业供职。因父亲开明，雷妍从小就接受现代教育，她酷爱文学，喜欢英国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更喜欢一些唯美主义作家如王尔德、梅里美和乔治·桑的小说。
在北平女子中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就读，进一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雷妍大学毕业后与李恩岳结婚，随丈夫去衡阳粤汉铁路工作3年，南方生活的种种不适，使她在第二次怀孕后，回到北平娘家。
1937年初，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占领北平，南北交通中断，自此她和丈夫天各一方。当时，她的父亲随机关撤到云南，弟弟和小妹去山西等地参加抗日斗争，雷妍只好带着3岁的大女儿和不满百天的二女儿，与母亲、姥姥留在日军铁蹄统治下的北平沦陷区，开始“弱女独撑逆水舟”，承受人生最痛苦的岁月磨难与煎熬。
因家中有人参加抗日，雷妍住宅遭到日军搜捕，她被带走审讯，由于她坚称父亲在老家种地，丈夫在铁路上工作，自己是回家生孩子的，才被放回。她在北平沦陷后，只能靠借贷、典当、做女红和到私人学馆任教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被逼无奈，她就试着写小说，投给杂志，很快被采用并寄来了稿费。
从此，她开始尽力发挥自己多年积攒的文学才能，为稻粱谋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换取稿酬。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她既不愿写美化日伪统治的作品，又不能写揭露敌人和对敌反抗斗争的作品，只好去写一些乡村、城市的日常生活的场景与故事，这是“为吃饭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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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品曾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热门出版物
当她稍有名声后，她的母校慕贞女中决定聘她做国文教师，她教书异常敬业，学生尊称她为“国文妈妈”。在教书之余，她也不懈地读书、写作，在北平、上海、东北和日本等地的报刊，用“雷妍”、“沙芙”、“芳田”、“刘萼”、“端木直”、“东方卉”等笔名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寓言等。
她写都市人物，文笔秀丽疏朗；写乡村故事，多用白描手法，文风质朴，与乡野环境和谐。她文字简约、准确，耐人咀嚼。短短几年时间，她便成为北平，乃至整个华北沦陷区文坛与梅娘齐名的女作家。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南方的张爱玲、苏青绽放出光彩，北方却渐趋式微。而雷妍便越发显示其价值，她与梅娘令萧疏的北方文苑增添了亮色。
雷妍著作有中篇小说《良田》和文集《奔流》、《少女湖》、《鹿鸣》、《凤凰》等，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相继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其中《良田》描绘了华北一个村落中的忠、奸、恩、怨、诚、艳民风，表现北方沿海地区的乡土景色，地域色彩十分浓郁，烘托出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发掘了淳朴农民善良的心灵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她描摹乡村风俗图景逼真、鲜明，韵味绵绵；刻画人物，情节进展舒缓而不乏张力，笔力直追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
梅娘曾特意指出：“这是被当时的评论界判定为可以与赛珍珠的《大地》比并的小说，因为赛珍珠只写了中国农民的愚昧与悲惨，而《良田》却写了农民悲惨中的希望。”喜爱雷妍的读者则说，湖南有《边城》，河北有《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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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世五十七年后，《雷妍小说散文选》得以出版
新中国时期，雷妍在梅娘和赵树理等人帮助下，在《大众文艺》、《说说唱唱》等杂志，发表了取材于她家乡新生活的短篇小说《人勤地不懒》、《新生的一代》和记述北京工人解放前后不同生活境遇的中篇小说《小力笨》等新的文学作品，并写出一些支援抗美援朝的小说和剧本。这是雷妍力图表现新时代的适时之作。
她还参加了北京市大众文学研究会，成为《在北京文学工作者宣言》的百多位签名者之一。她要求参加土改，希望重新认识人生，可惜，就在她走上新的文学创作道路之际，癌症夺走了她的生命。1952年6月，雷妍带着梦想去世，年仅42岁。
雷妍在当今读者中几近湮没无闻，并且难纳入现代文学史家的视野。九旬高龄的梅娘，感叹她的文友雷妍走得太仓促，而文坛对她的遗忘也太过匆匆。
其实，追究雷妍被遗忘的原由，一是她盛年早逝，二是她的作品多发表于特殊时期的沦陷区。有一本纵论百余位女作家的评著《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下两大卷，只用了“长于刻画传统妇女”短短八个字来概括雷妍的创作，这显然有失公允。而学者陈学勇则认为，“雷妍实在更有理由名垂现代文学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