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我考取曲周师范学校，被分到十二班。班主任张慧聪，张家口人，从河北师大刚毕业，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颀长，面容清瘦，嘴巴微突，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有数学家陈景润之风采。他时常穿一件深色中山装，上衣口袋挎着钢笔。那时我就想，作家记者也就是这个样子吧！张老师教《文选与写作》，他不只口才好，文采亦好，印象最深的是讲授峻青的《秋色赋》和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讲到精彩处，他放下讲义，临场发挥，出口成章，声情并茂，俨然一个演说家。同学们屏息静听，被他的情绪所感染，随他一起进入到他所设置的那个情境之中。因此，大家都喜欢他的课。那时，男老师不多，篮球场上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传球投篮，一招一式，都娴熟到位。据说张老师在大学时，和一个女同学谈对象，女同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安一中任教，他也跟了过来，到了曲周师范，好在两地相距不远。在教了我们大约一年时间，张老师也调到了成安一中，一对恋人，终能长相厮守。记得他的未婚妻叫王姝文，长得亦标致，温文贤淑，曾来学校看望过张老师，我们这些学生，都曾有幸一睹芳容。及至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与张老师联系甚少，只是后来才知悉，张老师调到那里十多年后，妻子患重病离世，张老师强忍丧妻之痛，毅然离开伤心之地，调往省城工作。苍狗过隙，时光飞转，不觉与张老师分别已有三十多年。老师在学生心中印象深刻，只是再见老师，恐已难识学生面目，勾不起往昔几多记忆了吧！
张慧聪老师调走后，班主任换成袁老师，名凤魁，笔名袁枫，曲周袁庄村人，美术专业毕业，教我们美术。袁老师个子不高，头发浓密，略有鬈曲，方正阔脸，浓眉圆眼，有电影明星范儿，说话慢条斯理，有很浓的曲周口音。我跟着老师学素描，用水墨画竹子，用水彩画梅花，虽掌握了一些技法要领，画了几张自认为尚可的习作，可是毕竟兴趣不浓，又嫌调色弄墨铺排纸张费事，只在课堂上应付一阵，课下很少再画，以至毕业之后全扔了，至今再无一点画功，只可惜了袁老师的辛勤栽培。袁老师当班主任一直到我们毕业。那时，只知道他的爱人，在学校东边的地毯厂上班。
张慧聪老师所教的《文选与写作》课，让范老师接了去。范老师叫范志平，河北师大毕业，曲周人，身材细瘦，头发抿向一侧，眯着小眼睛，下巴有点翘，常穿蓝色中山装，讲课慢声细语，少了张慧聪老师的洪亮和趣味。我有时上课，常有昏昏欲睡之感，索性老师在台上讲，自己在下面看课外书，写写散文或日记，不过对《文选与写作》这门课还是有兴趣的。
刘芸生老师教书法。他是江苏人，北京某大学毕业，曾被打成右派，40岁时，才在当地找了一个农妇成婚。80年代初我上学时，他近50岁，孩子还小，妻子在学校食堂上班。他中等身材，面容黢黑，头发稀疏，眼珠微突，很有精神。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王羲之的永字八法，用手指在空中写一个永字，然后瞪大眼睛，做出一个口型奇特十分夸张的面部表情，手脚并用，凝固成一个姿态，进而阐述如何通过练好永字八法写好毛笔字，以至我们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永字。刘老师教课动作夸张，气氛活跃，他还是学校教导主任。我印象较深的是，他讲写日记的几点好处，并写成文章投了稿，发没发不知下文，不过文学素养确实很高，我曾把写作的散文习作送给他批改，草稿至今仍保留着。只是一出校门，书法又丢了。到了快50岁时，才又匆忙拾起书法练习。不想，一个书法家就这样被耽误了，当然这是笑话。2016年春天又去母校，见到留校的一位同学，问起刘芸生老师，他说去年冬天已去世了，大概80多岁吧！我不禁有些伤感。
教音乐的是路士英老师，身材魁梧，眼睛眯眯的总是带着笑意，他是武安人，口音里也带着浓浓的方言味儿。我们八十年代初，刚进校园时，台湾校园歌曲才传入大陆不久，又没见过录音机，路老师上音乐课，提着三洋录音机，播放《外婆的澎湖湾》《赤足走在田埂上》，《乡间的小路》等歌曲，十分动听，这让我们听惯了那些《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歌曲旋律的人，感觉耳目一新，似一阵清风拂面，如饮一口甘泉。每次上课时放歌曲，中间路老师教唱，下课前再放录音，上音乐课真是一种享受啊，我们学得也快。只是后来学五线谱，看着那些蛤蟆蝌蚪，上下跳跃，有些眼晕，总也记不住，感到少了些趣味。路老师声乐好，每到节日，学校都会在简易礼堂组织联欢会，同学们都高喊：路老师来一个！路老师就上台了，为他伴奏的是同样教音乐的冯老师。冯老师器乐好，手风琴弹得娴熟。他身材瘦小，发型是那种比较前卫的烫发，因为他教低年级课，我们没有过多交往，也没有见他上台唱过歌曲。除了手风琴，他还会竹笛二胡之类的乐器。路老师声音高亢嘹亮，是李双江蒋大为一路的歌风，他唱的《小小竹排江中游》，《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北国之春》，《乌苏里船歌》，《牡丹之歌》等。在联欢会上，学生也是展现各自才艺，薛保印笛子独奏《公社社员送肥忙》，王春凤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王建国的《我的中国心》等等，博得学生们阵阵掌声。那是一个文艺繁荣的春天，也是我们开阔眼界，汲取新知识新营养的年纪，我们每天都沉浸在欢乐和兴奋之中。我们毕业后，路老师调往市里，负责普通话推广工作，一直很少见面。前几年，突发心脏病离世了，才五十多岁，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回忆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