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如此评价隋炀帝：“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历史上的杨广确实被极端妖魔化了，不仅弑父篡位，夺嫡杀兄，奸母诛弟，甚至“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事实上，杨广不仅“美姿仪”，“少敏慧”，而且颇具军事才能和政治铁腕。他的父亲杨坚是隋朝开国皇帝，母亲独孤皇后则是北周名将孤独信的女儿，堪称血统高贵。开皇年间，年仅13岁的杨广受封晋王，统帅并州兵马。公元589年，20岁的杨广拜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驰马援弓风驰电掣，率50万大军，突破长江天堑，一举灭陈，统一中国。他对南朝百姓“秋毫无犯”，“天下皆称广以为贤”。《隋书》更称赞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
这位皇帝还是个天才诗人，其名作《饮马长城窟》：“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今天读来还辉煌壮丽、气吞山河。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睿智的杨广还曾首创科举。《唐摭言》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级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其实，隋炀帝才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首创者。大业三年，炀帝下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应该说，这“十种”人才的选拔标准，比后世的八股取士高明许多。
然而，颇具才干的杨广却在执政14年后亡国，使隋朝成为著名的短命王朝。后代学者往往将隋亡归因于征高丽、修运河，甚至归咎于杨广本人锦帆珠翠、大修宫苑的高消费。其实，百姓对封建天子的消费水平，本身就有相当容忍度。乾隆下江南，奢华消费只能更甚，却不曾引起民变蜂起国家动荡。历史学家的分析，也许都是隋亡的理由，但还有一个幽暗的历史角落需要照亮，那就是隋炀帝对官场贪腐近乎过度的包容宽纵。这种对腐败的宽容，令朝廷贪腐肆无忌惮、嚣张霸道，成为人神***愤、恶性扩张的社会毒瘤。
杨广最信任的宇文化及，就是个奢靡贪腐的“官二代”。他“不循法度，好乘肥挟弹，驰骛道中，长安谓之轻薄公子”。尽管贪污受贿被多次举报揭发，都靠杨广保护从轻发落。坚信自己“有后台”、“根子硬”的宇文化及，从此更加贪婪，见民间美女珍玩便强行抢夺。隋大业初年，刚刚即位的隋炀帝驾临北方边境榆林，陪驾的宇文化及竟违背禁令与敌国突厥经商，谋取暴利。这种“跨国”贪腐，终于激怒了杨广，判宇文化及死刑。但这位贪官已被剥衣解发押赴刑场时，杨广又心软了，再次赦免宇文化及，将他“捞”了出来。
杨广为何对贪官如此心慈手软呢？也许由于长期与兄长杨勇夺嫡，他太过看重官场力量，认为只要得到百官拥戴，满足朝中官员的要求，让他们心花怒放，就能收天下于股掌之上。他明白，宇文家族官场人脉极广，宽容宇文化及，就等于打通了官场的任督二脉；而皇帝亲自赦免的贪官，也会从此结草衔环感念圣恩，成为忠心不二的嫡系；再者，连宇文化及这样的大贪官都能免罪，朝中贪腐官员自可放心大胆，一心一意地效忠于自己。这样一举三得，是何等高明的权谋之道驾驭之术！于是，宇文化及不仅咸鱼翻生、绝地逢生，而且被再度起用为重臣。
隋炀帝爱面子。这个小小的缺点不仅拖垮了大隋王朝，而且还要了自己的小命儿。
公元610年，也就是隋炀帝西巡后的第二年，西域27个小国的国君相约到东都洛阳朝拜隋炀帝。隋炀帝西巡时，曾经吹嘘大隋帝国的富饶。可是，真正的大隋王朝并没有自己说的那么好。隋炀帝爱面子，他决定在西域各国面前炫耀一下。于是文艺演出、招待、服饰极尽奢华。据说，当时东都和西都的丝绸一夜间全部被政府买空了。
西域诸国国君和随从无论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身穿丝绸衣服的人，听到的都是美妙的音乐，吃到的全是免费的美食美酒。西域人感叹道：大隋王朝真的是很富有呀……
讲面子讲上了瘾。隋炀帝接着又进行了南巡、北巡，耗资一次比一次大，排场一次比一次大。
以大业元年为例（即杨广登上帝位的第一年）：当年正月，隋炀帝听说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多奇宝，遂派数万军队前去攻打；二月，宫中陈列金宝、器物、锦彩、车马等，大赏群臣；三月，下令兴建东都洛阳，每月役夫上百万人大造宫殿；同月，又下令征集百万民工，开挖运河；整个工程前后***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今天的江苏淮安；同年，又疏通扩大了山阳邗沟，这条宽四十步的运河的修成，仅用了半年时间；大业四年(608)，开凿了永济渠，这条河流是通济渠向北的延伸，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610)又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整条大运河的开通，前后只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它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长达千里。
这样巨大的工程，在古代科学技术并不很发达的情况下，是很难想象能够快速完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隋炀帝要开凿这条大运河？ 多数人认为，隋炀帝开通运河的直接目的是想去巡游他向往已久的江都风光，附带的目的是加强对不久前征服的东南地区的控制和转输该地富庶的物资以增强中央政权的力量。运河开通以后，首先就是供炀帝荒淫奢靡的巡游。
持这种看法的人指出炀帝不但喜欢扬州这个雄藩大郡，而且嗜好扬州的春江花月。他的《春江花月夜》诗说：“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写出了扬州临江的秀丽风光。有人认为唐代诗人张若虚著名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潮生”就是受了他的影响。炀帝另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幸江都作》、《迷楼歌》等诗篇，都是他留恋江都、欣羡江都的作品。
持这种观点者都比较强调隋炀帝一贯奢侈的生活作风。因为开凿这条大运河动用了全国大量的劳动力，是当时隋朝徭役繁重的主要因素，其间甚至出现男丁不够，以妇女充数的现象。史书上也用“力竭转输，身填沟壑”这样严重的词语来形容当时劳动人民的苦难。而且，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先后三次巡幸江都，每一次都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
隋炀帝是个坐不住的人。大兴土木的同时，他还时不时地四出巡游，每次排场都大得惊人，劳民伤财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譬如第一次南巡，隋炀帝乘坐的龙舟上下四层，高四十五尺，宽五十尺，长达二百尺，里面镶金嵌银，装饰得富丽堂皇。其余人等如皇后、嫔妃、大臣们也各有各船，以至随行船只千艘不止，前后绵延百里之远。为保安全，船队所经之地还派有大量骑兵随行护送，所过州县不仅要整修道路，还要供应最精美的食物，吃不完的就地掩埋。如此，路过的州县可就倒了大霉了，“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为讨好隋炀帝，地方官吏们拼命搜刮百姓，无尽的民间财富就这样被大肆糟蹋。
巡游、营造、河工的奢靡与劳民伤财还在其次，隋炀帝最大的失招在于征伐高丽，而且一败再败，再败再战。高丽是当时东北方最强的邻国，隋文帝时曾派兵讨伐，失败后便不再用兵。隋炀帝就不一样了，他赌气式地连续用兵三次，结果惹得民怨沸腾，国力耗尽。为逃避劳役和兵役，很多青壮年男性故意将自己的手脚弄残，称为“福手”福足”。到最后，男丁不够数，就连妇女也要征用。
“我儿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无休止的征调、兵役和徭役负担不仅将隋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也把隋炀帝自己推上了死地。等到隋朝末年，“黄河之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百姓“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义军一呼百应，就连被隋炀帝视为中坚支持力量的关陇贵族集团也都纷纷独立，隋王朝陷入了风雨飘摇的绝境。
大业十三年（618年），在各地义军、关陇贵族群雄并起的情况下，隋炀帝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东都洛阳数个孤城。这时，仍在巡游江都的隋炀帝北返无望，坐困愁城。在亡国亡身的恐惧之中，隋炀帝成天以酒浇愁，得过且过。萧皇后劝他振作，他却醉眼迷离地说：“痛痛快快地喝酒吧，何必自寻烦恼。不管怎样，朕不失为长城公，卿亦不失为沈后。”
“长城公”即南朝亡国之君陈后主降隋后所获的封号，沈后为陈后主之皇后。显然，此时的隋炀帝也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了。某日，隋炀帝揽镜自伤：“好头颅，谁当斫之？”萧皇后惊问何以言此，他却不以为意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此前，李密瓦岗军做《讨隋炀帝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隋炀帝俨然成为千夫所指、人人切齿的独夫民贼。由于各地义军断绝了北返之路，江都储存的粮食也日渐吃完，来自关陇的护驾亲兵们人人自危，不时有兵将逃亡，而隋炀帝又屡加诛戮，最终引发了当年三月的血腥政变。
政变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隋炀帝宠臣宇文述的两个儿子宇文智及、宇文化及和禁卫军首领司马德戡。为赢得禁卫军的支持，他们几个人先散布谣言，称隋炀帝正酿造毒酒，以杀光那些企图叛乱的亲兵而重用南方兵士，以绝北返之望。禁卫军听后大为惊骇，之后互相转告，决心豁出去造反。政变当日，禁卫军内引外联，隋炀帝未经抵抗即沦为阶下之囚。
被抓后，隋炀帝苦着脸问：“我有何罪，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叛将马文举听后厉声训斥道：“陛下违弃宗庙，四处巡游不息，对外频加征讨，在内奢侈荒淫，万千丁壮死于刀刃，老弱妇女填于沟壑，四方百姓无以为生，盗贼蜂起，还重用那些逢迎拍马之徒，文过饰非，忠以谏死，还敢说自己无罪吗？”
隋炀帝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叹气说：“是，我对不起天下百姓，但你们这些人跟着我享尽荣华富贵，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呢？试问今日之事，以谁为首？”司马德戡哼了一声，应声道：“陛下多行不义，普天同怨，反对你的何止一人？如今天下大乱，陛下欲归无路，臣等亦求生无门。唯愿借陛下之首以谢天下。”
紧张的气氛之下，隋炀帝的小儿子、十三岁的赵王杨杲被吓得号啕大哭，叛兵嫌恶之余，将之一刀砍死，鲜血溅了隋炀帝一身。此情此景，隋炀帝自知难免一死，只得对叛将们说：“天子自有死法，不得加以锋刃，取毒酒来吧！”众将不许。隋炀帝无奈，只好解下佩戴的白色丝巾交给叛兵，将自己绞死了事。不过，不愿做隋炀帝殉葬品的宇文化及等人也没有好下场，其部在北返山东时被河北义军窦建德击溃，宇文化及及两子均被斩首。
据历史记载，隋炀帝被杀后，“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殡於西院流珠堂内”。之后，萧后带幼孙及皇室诸女随宇文化及部北上，不久又被窦建德俘获。不知什么原因，窦建德并未将其杀死，而是由义成公主迎至东突厥。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被唐军所灭，萧后等回归长安，得以善终。
宇文化及引军北上后，隋朝旧臣、江都太守陈棱不忘旧主，他集众缟素，备仪卫，将隋炀帝改葬于江都城西的吴公台下。贞观五年(631年)，隋炀帝之墓再次移葬于雷塘。唐代诗人罗隐曾吟诗惋叹：“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这首诗名《炀帝陵》，“雷塘数亩田”即指隋炀帝墓。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萧后于长安去世，唐太宗以皇后礼将其与炀帝合葬扬州，谥曰愍。
民间传说，隋炀帝因作恶多端，他葬在哪里，雷就轰到哪里，其墓日后也就渐渐荒芜。宋代以后，雷塘一带被洪水多次淹没，只剩下一堆孤冢勉强可以辨认。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曾任浙江巡抚的学者阮元在雷塘寻出隋炀帝墓葬，之后亲为立石并请扬州知府伊秉授书“隋炀帝陵”四个大字于其上。
由于时代久远，阮元发现的墓葬遗址未必是隋炀帝真墓所在，这次在司徒村曹庄发现的古墓，倒可能是隋炀帝与萧皇后的合葬之地。考古专家的鉴定结果出来后，很多人也认为，此墓葬规模如此之小，远达不到帝陵所应有的规模和气势，更不符合隋炀帝好大喜功的个性。这种质疑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话说回来，鉴于隋炀帝的暴死和亡国之君的身份，唐王朝象征性地给他修一个“王墓”，已经算对得住他了。
话说南朝后主死时，正是隋炀帝即位之年，这位雄心勃勃的新君赐给前者一个“炀”谥。按《谥法》，“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孰料14年后，隋炀帝的表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也给他加了个“炀”字的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