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散文不但富有哲理性。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性，风格也明畅犀利。那些记叙孟子与人论辩的文辞尤其出色，富有雄辩性和说服力。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善辩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孟子》生动具体地记叙了孟子的这些辩论之辞，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孟子灵活多样的论辩技巧。 孟子有时在辩论的一开始就抓住论题的要害，突出中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倒对方的意见。如首篇《孟子见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梁惠王问孟子的是“利”。孟子是忌言利的，他要谈的是“仁义”。于是，他劈头第一句就把梁惠王的话题打了回去，而亮出自己的观点：“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就分析言利之弊，如王、大夫、士、庶人上下都言利，就会干出弑君篡位的坏事来，然后讲言仁义之善，言仁义能敬事君亲，因此何必日利。这就归结到主旨。中心思想十分突出。短短一章，语言层层进逼，分析丝丝入扣，把梁惠王说得没有插嘴表示异议的余地。但是，一开始辩论就把对方意见压下去的做法有时会引起对方的抵触，反而会增加解决矛盾的困难，减少说服力。孟子为了不让对方同自己顶牛，十分注意揣摩对方的心理，用欲擒故纵、因势利导的方式来引人就范。从而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同齐宣王的几次辩论，他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齐宣王是个野心很大的君主，想称霸诸侯。他对孟子讲的那套施行“仁义”的主张根本不感兴趣，在和孟子谈论之中明确表示自己“好货”“好色”“好乐”“好勇”。这都是同孟子喜言的“仁义”背道而驰的。但孟子却能把齐宣王“好货”“好色”“好乐”“好勇”的缺点都说成是可以施行仁义和争取“王天下”的条件。就拿“好乐”来说，在《庄暴见孟子章》中齐宣王起初听到孟子问他“好乐”这问题时，紧张得脸都变了，答日：“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也。”齐宣王只得承认他所喜爱的音乐是当时社会流行的音乐而不是古代的雅乐。但孟子听后不去批评他，相反还肯定他：“王之好乐甚，则齐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这就完全解除了谈话开始时齐宣王对孟子的戒备心理，而且提起了齐宣王听孟子说话的兴趣。于是孟子就进一步同齐宣王讨论“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问题，启发齐宣王与民同乐。这样君民之间就能逐步达到声息相通、休戚相关，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话说到这里，孟子巧妙地宣扬了他的仁政思想，这是齐宜王所始料不及的。在《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同样采取了上述办法，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他避而不谈齐宣王所热衷的霸道而大谈其王道，针对齐宣王只有图霸的大欲而无“王天下”的志向和自信心的心理状态，特意把齐宣王曾经做过的一件“以羊易羊”的小事说成是“仁术”，可以作为“保民而王”的大事业的基础，并大加肯定。这就使齐宣王十分高兴，认为孟子猜到了他的心思，“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就抓住这个良好的谈话契机，向他宣传行仁政而王天下的主张。论辩充满了机趣，引人入胜。为了说服对方，孟子还非常注意辩论的逻辑性。孟子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关于形式逻辑的理论(如墨子)，孟子虽然没有理论，但却能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使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在《鱼我所欲也》中孟子正是用了形式逻辑的规律来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孟子先以鱼和熊掌为例，指出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之时。就要舍鱼而取熊掌。然后就论述“生”和“义”发生矛盾不可得兼之时就要舍生而取义，宁愿不食“嗟来之食”而饿死。孟子批评了那些在二者不可得兼情况下贪生爱财而舍弃礼义的人。逻辑力量很强。孟子的善于辩论，还表现在他善于运用大量生动确切的比喻和简短的寓言来阐明事理。孟子所用的比喻一般是浅近短简，取之于生活常理而含义深长。如他把齐宣王想称霸诸侯，比作“缘木求鱼”，形象地说明了那种可能性。又对齐宣王的不肯行仁义用了“为长者折枝”和“挟太山以超北海”两个比喻来指责，指出对齐宣王来说行仁义是“为长者折枝”一类轻而易举的事，并非是“挟太山以超北海”那样的难事，因此，齐宣王的不行仁义是“不为”而不是“不能”。这两个比喻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使齐宣王无从置辩。为了击中对方的要害，孟子又常常因人而异，联系对象的思想实际来作比喻。梁惠王是个好战、不体恤人民而又愚蠢自负的君主，他对自己在灾荒之年所采取的临时性救济措施十分得意，认为梁国的政治比邻国的要好。因此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现象感到奇怪，而去询问孟子。孟子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根据梁惠王好战的特点设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而笑百步，则何如?”在战场上弃甲曳兵的逃兵，退了五十步的能讥笑退了一百步的吗?这下梁惠王再蠢也明白意思了，只能尴尬地回答不能，承认自己并不比人高明。这个深刻的比喻，省却了多少说理的语言，而效果更好。有一次孟子在同宋国的大夫戴盈之辩论取消农业税和商业税的问题时，所用的比喻又有辛辣和尖锐的特点，戴盈之不想取消税收，推说“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并不正面驳斥，却用了“偷鸡”的比喻：以原来每天偷一只鸡，现在改为一月偷一只鸡，对戴进行了讽刺。这个比喻不但讥讽性强，指责了那种不肯立即改正错误的人，而且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当时税收制度巧取豪夺的罪恶本质同偷鸡是一般无二的。孟子在辩论时开始将单个比喻，发展成故事性的寓言，这样语言更形象，说理更透辟。如“揠苗助长”讽刺了揠苗者犯急性病而把事情搞糟的错误，非常诙谐生动。而“奕秋悔棋”形象地阐明了做任何事情都要专心致志的道理。《齐人有一妻一妾》则可以说开了中国短篇小说的先河。写齐人在坟场乞讨酒肉的举止，写妻妾察破真情后在庭中相泣的情形，写齐人大模大样回家来在妻妾面前摆架子的丑态，绘声绘色，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孟子用齐人来比喻当时那些不择手段追求富贵利禄的无耻之徒，寓意十分深刻。这些寓言无论在表情、达意、说理各方面都起到了独到的作用。孟子的论辩技巧是极其高明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以上只是略举几例加以说明，但从中也可看出《孟子》的雄辩特色了。这种特色对后世说理文章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孟子》一书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来源：湖南教育·B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