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五四新文学的老师在这周讲的是周氏兄弟之一周作人在1934年所写的《鬼的生长》。周作人写这篇散文时已经大概49岁了，从人到文都透着一股枯涩的气息，这篇《鬼的生长》单从题目来看就有一些森然的阴郁气。我起初想这或许和1930年代旧中国那样万马齐喑的历史背景有关吧。
老师说，自己来教室的路上，不断地想念起“如今听雨客舟中，鬓已星星也。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几句南宋人的词，默诵了好几遍——自己有了这样中年的心境，备课时再看周作人《鬼的生长》，才算是真正看得进去。又说，年轻时自己也看过周作人的许多文章，总觉得周氏何以消沉至此，大不如其兄鲁迅那种横刀立马的气派……坐在讲台下的青年诸君，现在还在“少年听雨歌楼上”的时候，看周作人的文章，多少会觉得它们是不如鲁迅那些快意恩仇的战斗性文章的。然而诸君可真的能够明白这篇《鬼的生长》当中的意思?
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文章酷爱“抄书”，上图当中的文段里，周作人就引用了清朝人纪昀所载的一个鬼怪故事。根据这个故事的记述，“鬼是不会生长的，它的容貌年纪便以死的时候为准”。然而，周作人又去抄了别的书，找出了反例出来，说“鬼是会和人一样生活并且长大变老的”。
然后，周作人继续引用、谈说这些前人记述的鬼怪故事，接下来其引用的是一本光绪年间的《望杏楼志痛编补》里边的《乩谈日记》，其中的故事更为奇诡而详尽，不仅说鬼会长大变老，还提到了鬼的婚丧生死诸事。
周作人这篇《鬼的生长》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是在记述评论这些鬼怪故事。我最初也以为这篇文章是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1930年代旧中国毫无光明希望的环境下无意于时代风云，一心埋在书堆里然后随手做的一点读书笔记兼民俗传说研究随笔。然而，老师提醒说，并非如此。
上边截图里是这篇《鬼的生长》最后一部分。在引述了三本书里的鬼怪故事后，周作人说，“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还说，“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最终，周作人说道，“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
所以周作人通篇谈鬼，其实是在谈说自己的心志。再看回周氏在本文中所引的第三本书《望杏楼志痛编补》，再看看里边所引的故事——一个老父的三个子女都已夭折，伤心之下，老父通过笔仙与已死的子女们对话，稍稍排遣悲痛心情。然而之后子女们要投胎重回人世，往事一笔勾销，老父再也不能与子女们对话闲谈，最终又归于伤心。而周作人说，自己读到这节书的时候，“不禁黯然……是我读过最为悲哀的书之一”。只是个鬼怪故事，周作人何故为其感到悲哀呢?是因为感同身受罢了。
这是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一个惯用体例，“以书言志”。从前有“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的笔法，但这“以摘录书中故事来借喻、表达自己心志”的笔法，是周作人的首创。《望杏楼志痛编补》的老父与夭折子女永别的故事，其实就是周氏自己经历的写照。1929年，周作人女儿若子因急病遭到误诊而病情恶化至于死亡。当时周作人写过一篇《若子的死》，截图摘录如下。
若子的死是在1929年的事，当时周作人沉痛不已，有“睹物思人，人情所难免；一切言动，历在心头，偶一念及，如触肿疡”这样的话。而数年之后，周作人于1933年春在北京厂甸书摊购得这本《望杏楼志痛编补》，看见当中老父丧女，招魂闲谈的故事，于是情绪不免恍惚，写了这篇《鬼的生长》。可见周氏心中郁结难以散去，悲情在弦上，不得不发。
然而这篇《鬼的生长》，咋一看过去，都像是一篇偶有牢骚的读书随笔，不太像心事重重的人笔下的情感抒发。这或许是因为，49岁了的周作人当然不会如少年人一般铺陈情感，在鬓已星星也的时候，周氏采取的是一种迂回曲折的抒情方式，表面上在谈说与自己不相干的书中事，其实心志自寓其中，是对于“人生的悲哀与恐怖之无可奈何的慰藉”。
这种写作的方式，可说是散文艺术的一种创造。以书言志，可以看作是一种用典的方式，也就是散文叙事中又夹带故事，看似只是抄书，其实作者在引述材料时就已迂回地表达了诸多思考与情绪，就像是偶遇了一个与自己有着相似境遇的远途而来的旅人，而后在听了这旅人申说了自己的经历之后，彼此相对无语，不再多说话一样。周作人这些散文表面上的枯涩与冲淡平和，底下可是何等复杂的意识流。
再列一些周作人所写的和《鬼的生长》在意思上有一点关联的其它文段吧。
所以说，从《若子的病》到《若子的死》再到《鬼的生长》，时间上大致跨越了十年。十年间心情多少纠结，怎能用言语来描述干净?只能借书言志，说自己看到《望杏楼志痛编补》的故事时，感到“这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书之一”了。大约这就是“而今听雨僧庐下……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中年心境了?思之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