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
1936年7月,年轻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锁,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4个月的采访,写出了一部著名的《西行漫记》,并拍下了毛泽东在红军时期最为著名的照片。拍照时毛泽东没有戴帽子,斯诺将自己头上戴的红军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按动快门拍下了一幅毛泽东的经典照片。照完后,毛泽东又把帽子还给了斯诺。后来,斯诺一直把这顶红军帽珍藏起来,带着它走了很多地方,作为永久纪念。
斯诺安定下来以后,为这顶红军帽特别制作了一个十分精致的木盒。帽盒32厘米见方、10厘米高,用贵重的红木制成。盒内衬着紫红色丝绒,盒中有一个钢制的帽托,使这顶红军帽能够长期保持挺托的状态。帽盒的盖子分为两层,抽开外面的一层木盖后,里面还有一层玻璃砖制成的内盖,保护着帽子,隔着这层内盖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顶珍贵的红军帽。斯诺在家里时常把这张照片和这顶帽子拿出来给全家和朋友观赏。他的两个孩子还戴这顶帽子照过相。1972年斯诺逝世后,这顶珍贵的红军帽由他的夫人洛伊斯·斯诺继续珍藏着。
在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前夕,斯诺夫人为了表达美国朋友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决定将这顶红军帽还赠给中国人民。1975年10月4日,斯诺夫人把斯诺先生和她珍藏了39年的红军帽交给斯诺的生前好友邓颖超。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参加了会见活动,并遵照邓颖超的嘱托,于当天上午亲自把它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珍藏。
展览中还有一枚尼姆·威尔斯用罗炳辉赠的玛瑙佩珠镶的戒指。尼姆·威尔斯是海伦·福斯特的笔名,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斯诺前夫人。在斯诺的影响下,她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在众多将军中,罗炳辉传奇的经历和鲜明的性格引起了她的注意。强壮的体魄、快乐的笑容和智勇双全的才智是罗炳辉给她的3个深刻印象。她用特有的女性眼光透视他的人生,问了一大串问题。采访结束的时候,罗炳辉将长征途中一个西藏喇嘛送给他的一块玛瑙佩珠送给威尔斯。《续西行漫记》中有一段记载:“分别时他送给我一件非常精美的礼物。这是一颗玛瑙珠—— 一颗来自西藏的喇嘛的佩珠,佩在身上可以消灾交运的。这颗珠的正中围着一圈白纹,像土星的星晕。”后来威尔斯将这颗玛瑙佩珠镶成一枚戒指,玛瑙佩珠的银托上刻有“天、地、人”3个字,一直佩带。1972年12月,威尔斯重访中国时,接受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访问,并将这枚具有纪念意义的戒指捐赠该馆作为永久收藏。
皮带和野草：红军过草地时的“盛宴”
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两条皮带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苦卓绝,分别是任弼时和周广才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1935年11月,任弼时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此时,红四方面军刚过草地,粮食难以征集,野草也被采完,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吃什么呢?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况下,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将其烧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但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走出草地后,他将吃剩的皮带一直保存着,以作留念。1938年,任弼时从山西太行山区返回延安时,将这条皮带交给了警卫员李少清保存。后来,李少清又将其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这半条皮带至今仍保留着用刀分割成一段一段的痕迹。
红四方面军部分战士曾经三过草地。1934年,作为战利品,战士周广才分得一条皮带。过草地时,6位战友的皮带已经相继吃完,轮到吃周广才的皮带时,年仅十四五岁的他却大哭起来,恳求大家不要再吃了。就这样,大家强忍着饥饿,硬是把皮带保存了下来。为了纪念那些曾与自己生死相依的战友们,他在皮带背面深情地刻下了“长征记”三字,一直珍藏着。
红四方面军战士刘毅保存的几株野菜,同样承载着红军战士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这种开黄花的小草本来是有毒的,但经过反复烧煮后毒性可以减弱,食后没有生命危险,成了战士们的充饥之物。1936年7月1日,红军战士刘毅在葛曲河畔草原参加了中国***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会后,和几个战友一道采摘了这种野菜充饥,并特地保留了几株,以怀念那些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友们。1975年10月,刘毅参观了“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纪念展览”后百感交集,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那段艰苦岁月,缅怀红军的长征精神,他把自己一直珍藏的这些不平凡的“长征草”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毛衣、毛毯永留同志友爱
展览中有一件何叔衡在长征出发前送给林伯渠的毛衣,长69公分,羊毛质地,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毛衣原为乳白色,由于汗渍和年代久远的关系现已发黄,它记载了长征中两位革命老人坚贞的革命理想。
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五老”,他们是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其中何叔衡的年龄最长。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前,“五老”都做好了随军长征的准备,何叔衡还特意准备好了长征穿的草鞋。但后来组织上决定让何叔衡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其他“四老”随军长征。
何叔衡与林伯渠是多年的战友,两人感情很深。在部队出发前一天的晚上,何叔衡为好友林伯渠送行。二人把酒话别,促膝长谈至深夜,都希望党和红军早日走出困境,迎来黎明。临别时,何叔衡脱下自己穿的毛衣赠给林伯渠,再道珍重。林老感怀至深,当夜即赋诗《别梅坑》以记之:“***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上杭水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梅坑一别竟成永诀。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一直将这件毛衣珍藏在身边,作为对亲密战友的无限怀念。1960年林老去世后,其夫人朱明于次年2月将这件毛衣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展览中还有一件毛毯是谢觉哉长征时用的。蓝、红花格相间,长170公分、宽157公分,羊毛质地,毛毯边已残破,为国家一级文物。1934年10月,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组成“老头班”,随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开始长征。几位老同志中,谢觉哉的身体最差。在一次急行军中,谢觉哉生病了,为了能跟上队伍,他把可以扔的东西都扔了,最后被迫连毛毯也扔了。董必武走在队伍的后边,无意中发现了路旁的毛毯,一眼便认出是谢觉哉的。想到夜晚野外宿营,四面空旷,如果没有毛毯很难抵挡凛冽的寒风,董必武便把它捡起来,背在自己的身上追赶队伍。到了宿营地,寒风刺骨,谢觉哉正为没有盖的发愁,这时董必武走过来把毛毯还给了他。到达陕北后,谢觉哉将这件凝结着革命友情的毛毯送给了董必武。董必武对此十分珍爱。1975年,董必武的夫人何连芝将其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正是同志之间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才使他们度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险滩,终于赢来了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