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2002），原名孙树勉，河北安平人。孙犁幼时家境贫寒．据说外祖母拆了个破鸡笼才有柴火给产后的母亲熬的饭。但他从小就接触并喜爱文学艺术，上小学时就常看河北梆子和各种地方戏，村里德胜大伯说的评书、村人刘四喜的藏书《金玉缘》、山西来的说书人的鼓词和充满着欢乐与痛苦的童年牛活，都给孙犁深深的影响，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和作品风格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安国县上高小时，孙犁就开始阅读文学研究会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14岁那年，他来到保定西关育德中学读书，更爱上了新文学，尤其是鲁迅的文章。他也喜欢读茅盾、巴金、叶圣陶的作品和外国作家梅里美、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的小说，这些作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精练、含蓄、明快的艺术风格，都深刻影响了孙犁。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作品，更使孙犁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因此，本想报考邮政学校的孙犁，选定了以“反映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牛活前进”的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此间，他还读了很多哲学、伦理、文化、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书。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知识基础。
高中毕业后，他曾在河北省白洋淀边同口镇当了一年小学教员，“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上和人民的劳动、生活”。他作品中白洋淀儿女的形象及荷淀、苇塘的风光就是作家在此基础上的体验。
1937年，孙犁在冀中投身抗日洪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那“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那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的时代，给了他深厚的生活体验，加上他独到的分析观察和从古今中外大帅的作品中学到的精湛的艺术技巧，形成了他忠于生活真实、追求和歌颂美、为人生也就是为人民的艺术观，并逐步发展完善为至今仍有许多人在学习的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
1949年1月15日，孙犁随军进人天津，在《天津日报》社工作。他发现并培育了一批很有才华的工人作者。1956年后的十年间，孙犁一直在病中，加上文革十年，前后约二十年一直搁笔。从1977年7月开始，又重新开始创作，“老作家焕发青春”，写出了许多优美的作品。
孙犁从193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到1949年创作了三十多篇小说，结集出版过《荷花淀》（1947，小说散文合集）、《芦花荡》（1949）、《嘱咐》（1949）和《采蒲台》（1950）等，还写过辅导文学青年的小册子《文艺学习》。解放后写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和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1981年孙《犁文集》出版，后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小说、文艺随笔等，结集的有《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远道集》、《如云集》、《曲终集》、《陋巷集》、《尺泽集》、《澹定集》、《老荒集》及《耕堂杂录》、《芸斋小说》等。孙犁一生的创作不算很多，但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却有重要的影响。
其早年的主要作品，首先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对这些作品，作者认为：“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
写于1950至1953年间的《风云初记》，展现的就是伟大抗日战争初期的风云变幻。作者描写了冀中根据地一个叫王龙堂的小村庄。十年前．这个村庄第一次打出红旗。后来暴动失败，但红旗不倒，十年前参加过农民暴动的英雄人物高四海和他的儿子高庆山，如今又带领着劳动群众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战争，人民革命蓬勃地发展起来。通过对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对待抗日的不同态度的描写，作者成功地塑造了高四海、高庆山、春儿、芒种、李佩钟等正面人物和俗儿、高疤这样的反动、落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春儿等农村青年妇女的形象的塑造．更使这部小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小说与散文的合集《白洋淀纪事》，收入1939到1953年间的58篇作品，其中有32篇“抗日小说”，而以女人为主人公的就有21篇，占三分之二，且大多数都篇幅短小，没有紧张的戏剧性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以生活见长，颇有诗意。《出走以后》里的王振中，出走前被封建婚姻羁绊在一个顽固落后的家庭里，出走后则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另一个人，洗去了愁闷，面颊红润，举止大方，充分展示出了解放区人民思想境界的提升和价值观念的巨变。《吴召儿》中的吴召儿，热情爽朗，坚定乐观，时代气息强烈。《山地回忆》通过“我”与妞儿在河边拌嘴以及后来她为我做袜子的描写，让我们备感军民鱼水之情的温暖和真切。《白洋淀纪事》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也让人称赞不已。作者往往几笔，就做到了“象、意”并茂，情景交融。如《采蒲台》中，作者这样写解冻的白洋淀：“风越刮越大，整整刮了一夜。第二天．我从窗口一看，淀里的凌一些也不见，全荡开了，一片汪洋大水，打的岸边劈劈啪啪的响。”让人从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立体地感受到了白洋淀的风光。
而写于1949年初的中篇小说《村歌》，反映了冀中平原土改后农民翻身获得土地的喜悦并自发组织互助组的情形。写于1956年的《铁木前传》，说的是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九儿和六儿两代人友谊变化的事。远在抗战前，傅老刚和黎老东就结成“亲家”——亲密无间．相互照顾的两家。抗日开始的那年，傅老刚把女儿九儿带了过来，并生活在黎老东的村里。两家人相依为命，而九儿和黎老东家的六儿也在这相依为命中“青梅竹马”，发展起了友情。到抗战结束傅老刚回老家看望临别时，二人已成了真亲家。黎老东在根据地，上改中分到好地，领到二儿子的抚恤粮，又收到在大津做生意的大儿子的现款，生活富裕起来了。他新买了宅子，还忙着发家致富，盼“亲家”早日回来与他合作打好大车，然后去赚钱。这时，越发贫困的傅老刚带着女儿再次来到村里，＿二位老友相聚．可黎老东对老友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最后一次铁木合作中，二人似乎成了“东家和雇工”的关系，于是傅老刚“他叫出女儿来，提起水桶，泼灭了炉灶”，二人多年的友谊宣告破裂。六儿也因他父亲的影响，无心上进。沉迷于赚钱、玩乐，整天和小满儿呆在一起，九儿则积极上进，六儿和九儿也因志向不同，友情（甚至是刚刚发展了一点的爱情）完结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农业合作化初，作者没有像柳青《创业史》那样，通过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父子关系来揭示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十人们思想的影响，而是从经济状况变化之后铁木二人的友谊悲剧这样一个侧面来写，这是因为作者觉得“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作者侧重写人情变化，写人生，写内心感受，即从人情与道德角度切入生活，别具一格。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性格复杂的独特人物——小满儿。她美丽、热、大胆、伶俐，却又狡黠、尖刻，乃至有点放荡；她聪明能于却又常常逃避开会、学习，野性难驯；她被人称为“落后的女人”，但内心非常自尊，充满着对幸福的渴求，生命力充盈。这是在那个年代徘徊在人生交叉路口的“圆形人物”。这样丰满复杂形象的成功塑造，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技巧与风格。
茅盾先生曾称赞过孙犁的风格：“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多风趣而不落人轻怫。”
孙犁晚年的（斋小说）风格大变，古朴凝重，篇幅极短，且后附“芸斋主人”的议论，蕴含了作者一生的思索和睿智。这位精神田园的执著守望者，在晚年形成了自己崇尚自然之道的美学思想。
下面就来专门谈谈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它写于延安，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地区的一个农村里，有七个青年要去参军，在县里报了名。他们怕家里人拖后腿，就公推厂一个叫水生的游击组长回去跟他们的家里人说明白。水生连夜赶回家，到别人家里做了些说服工作，又与妻子话别，第二天便匆匆走了。过了两天，这些青年妇女想去看看参了军的丈夫，给他们捎点衣裳。她们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的马庄去。可部队刚好在前一晚开走了。于是她们回家，路上碰到了一只日本鬼子的大船。她们拼命地逃，鬼子在后面穷追不舍。在她们把小船划进荷花淀里的同时，埋伏在淀里的一支部队给了鬼子迎头痛击，打沉敌船，全歼鬼子。她们这时才发现，原来伏击鬼子，在危急关头救了她们性命的，正是她们想见的新参军的丈夫。战士们完成了任务，又见到了爱人，高高兴兴地带着战利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年秋天，这群妇女也学会了射击，在冬天配合子弟兵作战。
作品肯定了人民战争，热情歌颂了根据地人民英勇、乐观和自觉的精神。但艺术表现上却别开生面、情趣盎然，可以说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标志着孙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体现了孙犁小说的鲜明特色。
第一，善于运用日常生活画面来展示时代风貌。作者在五千多字的篇幅中，用来写伏击战的只有十分之一的文字，重要笔墨都用来写夫妻话别、探亲遇敌、见到丈夫等场面，但这些平凡的场面却别有深意。如夫妻话别，写的是水生他们报名参军抗日，可作者没将笔墨放到水生他们如何报名的场面上，而是通过水生嫂识大体、顾大局，勇挑家庭重担，支持丈夫参军的举动，写出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尤其是年轻妇女的崇高品德和革命觉悟。丈夫走了几天后，水生嫂和女伴们想念丈夫，借日去看他们，足见爱之深。而爱得那么深切又能毫无怨言地送自己的丈夫参军，更见民族大义。亲眼见到丈夫的伏击战后，她们说“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这样的“儿女情”，正是对新时代英雄儿女的一曲赞歌。《荷花淀》的续篇《嘱咐》（1946），写的是离家八年的水生回家，只呆了一晚又匆匆与妻子离别的故事。水生嫂的临别嘱托看似夫妻告别的日常画面，写出的却是广大人民的嘱托、历史的嘱托，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持和殷切希望。孙犁的小说致力于挖掘日常生活画面中解放区劳动人民尤其是妇女的新风貌和高贵品质，“至于那些年轻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时代精神最闪亮之处被孙犁捕捉到了，显示出他小说的敏锐和深刻。
第二，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这、点是和孙犁的艺术追求分不开的。孙犁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勤学苦练》），要“表现真善美的极致”。《荷花淀》一开篇，寥寥几笔．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饱含着诗情画意的风景画，同时也是风俗画。“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女主人公在这美丽的画中，愈见其心灵手巧、勤劳能干。劳动生活也不似往常那般枯燥，而以一种诗意般的描写将劳动的愉快表现得含蓄、优美，作者对于乡下、对于人民的赞美和想念也全在这画里。这是一幅白描的画，但画中分明有诗，一首不露痕迹的“抒情诗”，显得那么浪漫。又如后面的文字：“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L生长去了。”描写于净利落，照实写出却处处弥漫着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展示出一幅解放区安闲宁静的美好生活画面，更激发人们对破坏这种生活的鬼子的痛恨。
第三，善于运用对话和细节描写人物。如写水生嫂和四个年轻妇女想念丈夫却又找借口的那一段：“我不想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我本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虽每人只一句，却活画出了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一群活泼可爱的青年妇女形象。她们在见到丈夫后回来的路L的那些议论也是如此。孙犁不但善于通过外在的言谈举止塑造人物，而目，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典型细节。例如，当水生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苇眉子划破了手”，内心瞬间剧烈的心理活动，借助手指的震动传达出来。听了丈夫的解释后，她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低着头说出这句话，与仰着头、歪着头、笑着说、撇着嘴说是不同的。它生动地表现了这时的妻子对丈夫那种爱中有怨，怨中有爱的复杂感情和矛盾心理。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家乡人民话语、动作的熟悉，是作者生活、思想和艺术修养深厚的一种表现。
第四，语言简洁、优美，富于诗情画意。大家常喜欢用“诗的语言”来概括孙犁的作品的语言。孙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并善于运用饱含诗情的笔触来表现它。不论是对话，还是叙述、描写，用的哪怕是最通俗的口语，都能像诗句一样优雅。如几个女人没见到丈夫往回走时，有句这样的话：“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都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一个“慌”字生动地表现了青年妇女那种既兴高采烈又急不可待的心情，看到了青年们火热的心。而那位女人说到“娶新”时，心里一羞，脸上一红，灵机一动，舌头一卷，忙把吐到嘴边的“媳妇”两字咽下去了，诗境一般地显现了人物心灵深处的一闪念。
孙犁的小说有其独特的贡献。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尽管题材风格上有差别，但主题与旋律却基本相同，即对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形成了一种“政治、功利”的叙述模式。而孙犁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一流行格局，并为现代文学民族化、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与赵树理侧重探索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如何成长的“变”的过程不同，孙犁以充满诗意的笔致侧重于歌颂“变”之后的人民群众的“新”与“美”，不按流行格局去表现，而是将艺术的聚焦点对准他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为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习惯于大风沙的“延安读者”带来了“带有荷花香味”的风。在孙犁的影响下，出现了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苑纪久等一批作家，形成了“荷花淀派”，可谓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