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兰说》是明朝陶望龄写的一篇散文，说是一种单独的文体，唐韩愈有《师说》、宋周敦颐有《爱莲说》、明李贽《高洁说》、《童心说》。往往是通过假物、借事寓理 ，以启发世人。《养兰说》就是借养兰一事，来说明“夫其脆弱骄蹇，炫芳以自贵，余固以忧其难养，而不虞其易变也。”的道理。给今天的种兰人实深有启发。
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号石篑，明会稽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他以会试第一、廷试第三的成绩，做了翰林院编修，参与编纂国史；曾升待讲，主管考试，后被诏为国子监祭酒。陶望龄为官刚直廉洁，不受滋垢。一生清真恬淡，以治学为最大乐事。他把做学问也当作息歇，并用“歇庵”二字名其居室，学人有时也称他为歇庵先生。所以也有人把此文称为《陶歇庵养兰说》。陶望龄生平笃信王守仁“自得于心”的学说，认为这是最切实际的“著名深切之教”。他与公安三袁（尤其是宏道）交谊笃厚，过从甚密。工诗善文，著有《制草》若干卷、《歇庵集》20卷、《解庄》12卷、《天水阁集》13卷。
读罢其文，深思再三，启迪良多：
1、明代越兰和闽兰（建兰）在江浙地区孰轻孰重之关系。
2、关于清养。
3、养兰个人实践之重要性。
4、养兰易与不易的关系。
据说元人已经开始重视江浙兰蕙（即越兰），但元代的兰著流
传下来的实在是太少了，除了孔静斋在《至正直记》中，列述广东、福建兰花外，又提及江西、浙江一带兰花，并指出当时社会上已重视浙江兰花了外，真的很难再找出其他的证据了。有兰谱记载的越兰名种，最早的也仅仅是明朝末年康熙初年而已。不过从现今有限的材料来看，在明朝的中后期，江浙人还是以“会稽多兰，而闽产者贵”。明中期苏州画家文征明、周天球所画的兰花，大多兰叶飘逸，一茎数花，应该以四季建兰为是。明末文学家、史学家张岱曾经记载了一个爱兰者，植建兰十余缸，每日朝出夕进，别人以为辛苦，他却乐此不疲。由此可见，明代的江浙地区所重视还是闽兰，以闽兰为贵，而轻视本地所产的越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自鲍微省把瓣形学说加以总结后，遂风靡文人之中。《兰蕙同心录》自序中说，富春张圣林、虞山叶畹香携奇花来，许霁楼见之大喜，说：“固此香不同，此品大都物以罕而见珍，设世俱梅、荷、小、水仙等瓣，当奉鸡爪线条为至宝。”张、叶答道：“否、否，人之见重，以品物亦然，如鸡爪线条者或翻、或卷，无端严品。圣人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岂读书人数典而忘其祖耶。”一席话颇能道出文人赏品、崇品之个中真味，这也是江浙本地兰蕙取代闽兰而为贵并盛行整个清代江浙的主要原因。
清养一说，见于历代兰谱有很多均有记述。象《兰蕙小史》、《莳兰实验》、《艺兰四说》都有此说。甚至早年上海还有专门的清养一派。所谓清养，《兰蕙小史》说的很清楚：“今上海有一味清养者。即欲浇壮水，以燕窝屑拌牛骨粉，稍杂鸡毛，用天泉水合浸一年为度，能陈年者更妙，用大瓮如法浸之。夏秋晒露，冬日霜冰，但不能淋雨，遇雨即盖。须使其烂，不令其霉。用时须审花之老嫩，本之多寡，相体取用。施之上品名花，及新栽柔弱之草，无不如意，正极妙新法也。”由此可见，陶望龄先前学别人所用的就是清养之法，可惜并未能如意，竟“叶日短，色日萃，无何其一槁矣”。可见清养一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要么陶未能领悟其真谛，要么陶实践不够细心，总之，别人认为的极妙新法，对他来说却行不通。不得已，他只好另辟蹊径，“刈槁沃枯，运粪而渍之”，而结果却“遂盛”。真是有心插花花不成，无意于佳乃佳。
养兰一道，切不可道听途说，当以实践为上，实践愈多，所得愈深。陶先前执别人之学说，惟恐怠慢了这空谷佳人，如侍富家小儿女，焉有成功之理。植料、用肥、灌溉、阳光、雨露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就是不知道那一种对你合适，你只要不违背兰之生理本性，完全可以斟酌方法，大胆使用。当然，如果你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那真的要好好的学习别人经验，在实践中进步。
易不是容易的易，而是变易的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不变易之事，种兰也需要知道变易之法，方能灵活贯通。植料的改变，水质的不同，空气的污染，以及整个环境的变迁，都说明种兰的手法跟古人、跟旁边的友人都会有所不同。如果你还墨守成规，不知通会，必定要注定你的失败。以陶望龄为例，先前“余固以忧其难养，而不虞其易变也”，所以越养越坏，后来终于通其道理，知道“物固有久而易其嗜，丧其故，密化而不可知者。”原来兰从山里到人间也要发生变易，会改变其原先的嗜好，而我们却还不知道，焉能成功？
文章虽小，道理却深，古人不我欺也！